公共外交的主要成就
赵可金：中国公共外交的总体形势是“一个中心、两轮驱动、多管齐下”。“一个中心”是指以党中央为中心；“两轮驱动”的一轮是指政府各个部门，如外交部、中联部、文化部、教育部、侨办等，另一轮是民间组织，如察哈尔学会。一个中心、两轮驱动、多管齐下，这样的格局在国际上引发了很高的关注度。
我们的公共外交工作取得一些成绩，关注中国的人越来越多。在东南亚，学习中文蔚然成风，欧洲、韩国、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对于中国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人申请到中国来留学，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欧洲和澳大利亚等地区的国际同行对中国的公共外交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认为中国的公共外交所做的工作很突出、醒目并且使人印象深刻。而且中国公共外交的各个部门非常踊跃，领导人每到一个国家就写一篇文章，大使的动作明显比以往更加积极。
中联部的“四会”（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在公共外交上很活跃。中联部还通过积极传播领导人的漫画和卡通形象，塑造中国共产党良好的国际形象。除了中联部之外，中组部也很活跃。他们请各国的大使或外交官到中组部及其所属机构交流、研修、培训。文化部在文化领域积极推动文化走出去，指导地方文化走出国门，让海外民众更好地了解了中国文化的魅力。
赵新利：近年来，中国的公共外交理论研究和实践都受到重视，公共外交相关研究机构、人才培养机构、咨询机构不断涌现，公共外交相关的协会、组织纷纷成立。这些公共外交的相关组织和机构开展了积极有效的活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自2009年以来，已经先后成立公共外交相关的研究所、研究院、研究中心近20家，包括察哈尔学会、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中国战略与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外交学院公共外交研究中心等。
近年来，各类公共外交相关协会等机构纷纷成立，为公共外交的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2012年12月31日，中国公共外交协会成立，外交部前部长李肇星当选会长。在中国公共外交协会成立之前，就有天津公共外交协会、上海公共外交协会、广东公共外交协会等地方性公共外交组织成立。至今，全国已有上海、广东、天津、扬州、杭州、西宁、南京等20多个地方公共外交（人民外交、城市外交）协会。
面临的主要问题
赵可金：中国在公共外交方面的投入不少，做出了可观的成绩，但是同时也存在一定问题。我认为中国公共外交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三个不平衡。首先是“听”和“说”的不平衡。中国的公共外交讲了很多，做得则显得不够。中国致力于向世界表达自己，其实世界对中国的了解程度很高。虽然并不是所有人对中国都非常了解，但是想了解中国的对中国都相当了解，所以我们既要讲故事也要听故事，这两个平衡起来才能和别人更好地对话并取得更好的效果。
其次是“内”与“外”的不平衡。我们对外做的少，对内做的多，简单来说就是让公共外交“内交化”。公共外交首先是和外国人进行对话。在中国，一些公共外交活动是自己人和自己人对话，这种活动的效果肯定会大打折扣。对外开放就应该去和不了解中国、对中国有偏见的外国人进行沟通， 而不是局限于国内。
最后是“集”与“分”的不平衡。如在南韩、钓鱼岛、中美贸易争端这种重大问题中，没有齐心协力、一致对外，反而自乱阵脚，非但没有起到助力外交的作用，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内部的团结性和一致性。
周庆安：我们现在处于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节点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公共外交工作面临一些很重要的冲突。第一个冲突，就是全球体系变革之后，我们所常说的一体化、全球化和国家利益至上之间的冲突， 讲一体化、全球化公共外交的故事比较容易，讲国家利益至上、核心利益的公共外交故事比较困难。
第二个冲突，就是在新媒体环境下，传统的权力主体——国家和新兴的权力主体——个人之间的冲突。国家故事常常讲得很好，却会被个人故事所颠覆，而个人的故事有时候并不能代表国家的故事，二者之间往往会发生一些冲突。第三个冲突，就是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世界传统秩序之间的冲突。我们经常说，我们要做世界秩序的建设者和参与者，我们不做世界秩序的颠覆者。但是在大家视你为强大竞争者的时候，怎么在竞争体系中去开展公共外交就成为需要思考的问题。第四个冲突，是中国人对国家实力的认识和外交政策之间的冲突。在一次中非媒体交流的高峰论坛上，我们颁发了第二届中国媒体非洲报导奖，在会上，很多非洲嘉宾都提到了《战狼》和《红海行动》。这些电影在国内引发了大家的自豪感，和我们世界体系中的观感存在很大的落差。当今，每个人的声音都是无国界的，内宣和外宣也不是完全隔离的，而是一个相互触动、密切联系的体系，所以要注意内宣和外宣时的话语设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