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呼唤企业家群体的公共外交贡献
赵启正先生曾提出“公共外交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高级形式”“中国企业应成为公共外交的主角”（赵启正:《中国企业应成为公共外交的主角》,《企业观察报》2014年7月28日）。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向世界，企业公共外交已经成为我国公共外交工作的关键部分。企业家是企业的掌舵者，也是企业参与公共外交活动的关键因素。
首先，企业家群体的公共外交贡献有助于推动“贸易畅通”和“民心相通”走向良性互动。“五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内容。这五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整体。其中，“贸易畅通”的实现能够为“民心相通”创造客观条件并提供物质基础，而“民心相通”深度和广度的不断提升，也能够为“贸易畅通”的维系和拓展创造有利环境。不过，这种良性互动的形成，需要企业家群体等中间“桥梁”。国家间关系中存在的“经热政冷”“官热民冷”等现象表明，仅靠“贸易畅通”和官方外交并非总能带来“民心相通”。事实上，赢得国外民众的好感和支持是传统国际贸易乃至国家间交往中的薄弱环节，而这正是公共外交聚焦的领域。企业家直接从事贸易活动，推动着“资金融通”的实现，具有掌握资本资源、行动灵活、接触广泛的优势，也因此具备促进“民心相通”的独特便利条件。“一带一路” 呼唤持续、有效的公共外交。企业家群体连接着贸易、资金和民心，能够在其中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
其次，企业家群体参与公共外交有助于弘扬“丝路精神”。习近平主席指出，“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不仅是建设“经济带”“商业路”，还要构建“文化带”“友谊路”。弘扬中华文化是促进中外民心相通的有效举措。文化依赖人的传承传播，企业家群体则是在海外弘扬中华文化的天然使者。以浙商为例，这个改革开放进程中孕育出的中国优秀企业家群体，不仅仅是一个从事经营活动和创造财富的人群， 更代表着一种精神的传承和商业文化的传递。从浙商“四千精神”到以创新创业为核心的“新四千精神”，从被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誉为“浙江良方”的“两板精神”到与时俱进的“新浙商精神”，浙商文化在底蕴日趋深厚的同时融入了更多的全球视野和时代新内涵，为浙江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和友谊，也为浙商借助“一带一路”从商帮“全国化”走向“全球化”提供了新起点。浙商积累的精神资源和海外影响力，已经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宝贵的无形财富，为我国公共外交事业和国家形象塑造发挥着长期作用。
再次，企业家通过参与公共外交熟悉“地缘”、赢得“人缘”，有助于中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近年来，中国国家实力不断提升，一批像“华为” 这样的行业领军企业崛起，这引起了一些西方势力的疑虑。在“国家安全” 借口下，不少商业问题被政治化，增大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和并购的困难程度。无论是应对政治风险还是化解制度文化差异带来的现实挑战，都需企业家作出公共外交贡献。一方面，企业家参与公共外交是企业家国家民族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的体现，且能够在国家形象构建中发挥传统政府外交难以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参加这些活动也有助于企业借助政府搭建的舞台了解外部环境，熟悉交往国的政治规则、法律制度和风土人情，进而变“地缘” 优势为“人缘”优势，为企业落地生根和长远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互动日趋频繁、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影响因素日趋复杂，企业能否成功走向世界不仅取决于市场环境和自身的硬实力，还取决于在非市场环境中的软实力，包括与目标国家政府、社会组织和各界人士交往的公共外交能力。在“一带一路”沿线逐步构建一个由熟悉当地环境、能够与沿线国家社会各界良性互动的企业家群体串联成的商际网络，有助于化解摩擦、提升效率，帮助企业在海外落地生根。
最后，培育企业家的公共外交意识能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产生长期正面溢出效应并提升我国国际形象。在重视商业的现代世界中，企业和企业家在无形中构筑着国家形象的一个重要侧面。比如，在不少人的直观感知中，美国的国家形象和沃尔玛、苹果公司、麦当劳、可口可乐等企业以及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扎克伯格等企业家形象不可分割。在全球化背景中，“走出去”的企业家作为一种能动的力量介入目标国经济和社会后，必然会与当地的各类政治力量、社会组织乃至民众产生交往和互动。因而，走出国门的企业家就不仅代表企业和个人，还会被视作国家形象的一个微观但具体的代表。我国企业家在“一带一路”沿线进行贸易投资和参与公开活动，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必然会产生一定的政治和社会辐射效应。如果这种溢出的政治和社会效益是积极、正面的，就意味着其行为起到了提升国家形象的公共外交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