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众一：平成时期很重要的转变就是传统友好团体影响不如以前了，而且新兴的组织团体、公共外交平台开始发育成长。政府之外的外交实际在拓宽、在改革、在解放思想，探索新形式。
对日公共外交到底应该怎么进一步发展、创新？对于我们来说是新问题。中日两国关系经历了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回过头来看，除了两国战略互信需要加强之外，民间层面公共外交的弱化也是一个需要反省的地方。如何进一步扩大民间交流、民间往来，夯实两国的关系改善之后的民意基础。除此之外，如何让中日关系发展后继有人，都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李总理访日、安倍访华促进了中日友好交流。但是我们还是要避免一哄而上，最后只是留于表面化交流的情况，这是下一步中日公共外交需要深刻思考的问题。
我认为，中日关系最终回归正常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从经贸环节、务实合作这方面中日有一个共识，即两国的经济合则两立、斗则两伤。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日本经济依赖很大，日本到中国来加工，中国产品从日本卖出去这是早期的形态。后来中国经济稍有起色后中日出现了竞争状态。如今，在互补性凸显，两国都发展的情况下怎么进行第三方合作的问题提上了日程。
在2017年5月“一带一路”峰会时，日本的经贸界已经出现强化对华经济交流的呼声了。2018年也是如此，特别是特朗普上台之后一系列的政策使得日本的经贸界出现一些危机，所以日本开始寻求强化对华贸易。比如2018 年的“进博会”，日本成为了最大外商团体。中国的“双十一”活动也有与日本有关的企业积极参与，说明中日经贸合作的民意基础还是非常牢固的。此外，在第三国的合作以及电子商务等方面，也出现了新的增长点。
在第三国合作的范围里，我参加了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在南亚的“一带一路”考察，在斯里兰卡有比较强烈的感受，中日两国有着深入的利益关切，而且也做了很多工作。如果能够消除战略互疑，加强务实合作，在南亚、孟加拉、斯里兰卡能做很多事。中国在斯里兰卡有很多基建工程，包括修公路、修桥，日本在斯里兰卡也有很多惠民的工程，包括修桥以及很多福利性的工作。我感觉日本软实力方面做得更细致，如日本文化在当地的传播等，值得我们学习。日本也应该向中国学习，比如说大的工程怎么实现。日本有“印太构想”，中国有“一带一路”倡议，如果能够增强战略互信，可以找到交汇点和合作点，这不会是对立关系。如何通过民间外交促进战略互信，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话题，日本如何通过2019年G20峰会的机会一起向国际发声并呼吁东亚经贸合作，也值得关注。
另外，2025年大阪世博会也是一个契机点，在此之前有东京奥运会， 2020年之后东亚经贸合作的新一轮经济增长点在东亚机遇非常多，如何加强这方面的合作，以夯实中日关系最核心的战略互惠关系，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但是，要想长期稳定，而不是忽起忽落的务实合作，还是要有民意基础。除了历史问题等我们必须正视之外，现实当中也有很多问题在发生。现在有一些很有趣的现象，比如旅游。在中日关系最困难的时候，大量的中国游客去日本旅游，但是日本年轻人到中国来旅游的情况处于一种非常不活跃的状态。这种不平衡长期下去对增进相互了解肯定是不利的，应该通过人文交流中的旅游，让更多的日本年轻人到中国来。中国现在也在做一些尝试， 比如中国“熊猫杯”作文大赛，请日本的年轻人过来亲眼看看中国，看北京等城市的变化。他们写的文章都非常感人，很明显能感受到他们所看到的与日本媒体报道是很不一样的。
这牵扯到另一个问题，媒体交流层面的一些工作，也是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在北京—东京论坛上提过一个观点，媒体之间不论是闭门的媒体对话会还是像北京—东京论坛这样公开的讨论，多数情况下都是自说自话， 互相指责对方价值观有问题，这样并不能解决问题。我倡议大家相互认可不一致之处，探讨把如何更加真实、全面、客观、立体的国家形象传递给对方，让大家都能够正确地认识，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因此我提出了是否可以加强两国的媒体合作，从媒体人做起，比如媒体高层加强互访，这也是一个公共外交的环节。如果媒体可以比较客观正确地报道，可以借鉴一些新的角度去了解对方，这种合作如果能够做下去的话将大有裨益。
人文交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普通老百姓之间的文化交流。新闻媒体毕竟是没有温度的，只是把大量的信息报道给公众，实际上两国文化背景不同， 国家历史发展不同，再加上政治体制不一样，所以有许多误解是很自然的。但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相通的，除了新闻媒体之外，文化媒体也起到很好的作用。
最近央视第六频道为了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量地重播早年的日本电影。我了解到身边很多人还在关注《追捕》。像《追捕》这种电影在40年后放映还是有那么多人去看，我很感慨：为什么一部电影会有这么大的力量？ 反过来，一些中国电影在日本也很有影响力，如《黄土地》《芙蓉镇》《霸王别姬》《那山那人那狗》等。
2018年，李克强总理访问日本并签订了政府间合拍电影的协定，这是前所未有的，说明两国都开始注重人文交流、文化交流。在公共外交领域加强这些方面的对话，探讨两国电影、文学、舞台艺术的合作，比如在流行文化、流行音乐、动漫领域创造出一些动人心弦的文艺作品，无疑将会促进两国相互理解。
《人民中国》做了两年的“悟空杯”青年漫画大赛，很受欢迎，两国年轻人踊跃参加，现在日本《铁臂阿童木》的手冢公司老板也参与进来。但是仅仅一个杂志社影响范围有限，如果有更大的公共外交平台把这个事情做出更大的影响，将是很好的事情。
所以公共外交有许多领域不仅在智库层面讨论，更多的可以在行动层面付诸实践，从一些具体的事情做起来。2018年在北京—东京论坛的媒体分论坛总结会上发言，我用了一句话：中日两国要尽快跳出历史认识上的“罗生 门”，在现实行动上走出“三岔口”，通过公共外交这个领域继续向前推进。
徐启新：公共外交在中日关系发展过程中具有增信释疑的作用。从舆论调查看，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好感度有所上升，但是日本民众对中国的看法仍旧不容乐观，其根源就是日本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较多，同时中国的公共外交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例如，关于“中国威胁论”“中国经济崩溃论”“中国扩张论”的言论层出不穷，这类书籍在日本一些书店里很常见， 但是表明中国主张的书籍在日本却并不多。关于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国内出版了很多有分量的著作，但是这些著作并没有进入日本的主流社会。所以，我们在公共外交领域应该有一些好的产品进入日本社会，才能起到增信释疑的作用。推动公共外交需要在提升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软实力的提升，强化中国参与国际智库建设的能力，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构建建设性、包容、开放的和平形象，逐步减少日本等邻国对我国的误解和恐惧感。
其次，公共外交有助于扩大中日友好的基础。在大力推进两国人员往来的同时，有必要选择一些精英路线作为公共外交的发展路径，因为政治家对对方国家的好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两国关系的走向。二战以后，美国之所以对日本具有较强的软实力，就是依靠对精英阶层渗透，日本的政府、财团、大学三者之间的裙带关系影响深远，美国通过这三者的关系培养了日本的精英阶层，其结果是日本在精神和心理两方面都产生对美国软实力的依赖性。因此我们也有必要请日本年轻的政治家到中国来访问，为培养知华派政治家未雨绸缪。同时我们也注重日本商界精英、学者精英，重视他们对社会舆论、社会市场的影响作用。包括日本很有名的电视主持人，他们在电视上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对民众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另外，专家学者交流也具有独特优势，可以发挥重要的桥梁作用，应该开辟这个渠道，围绕中日关系进行深入研究。
另外，应该充分发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和中国文化中心的作用。日本驻中国大使馆的新闻文化中心和日本文化中心，在对中国传播日本文化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日本文化中心不只在北京，在青岛、成都也有，经常举办一些电影放映会、讲座、茶道等活动，宣传日本文化，培养对日本文化的亲近感。日本通过这种形式，逐渐让许多年轻人对日本有更强的好感度。我也去过日本大使馆的图书馆，都是免费开放的。我在中国驻日本使馆也工作过，我们可以在硬件、软件等方面强化这方面的工作。中国在日本也有一个中国文化中心，有时候也举办一些画展、书展。强化这些方面的工作，也是中国对日公共外交的一个重要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