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公共外交

韩方明:察哈尔学会是非官方的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我们在中日公共外交方面做了一些工作。首先,中日和解离不开公共外交。一直以来,历史问题困扰着中日关系,两国民间感情比较脆弱,历史的伤痕尚未抚平。在中日历史问题上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引发较为广泛的国民感情波动,两国之间的误解、误会还普遍存在。在这种背景下,通过人文交流等方式,促进两国民心相通显得十分迫切。公共外交润物细无声,可以细水长流地弥合分歧,弥合伤口。因此,中日之间开展公共外交十分重要,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大力推进。

第二,中日合作也离不开公共外交。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日本曾经对中国改革开放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上一次在参加北京—东京论坛的时候,我顺访了日本的松下政经塾,与他们进行了内部的交流。当时我个人有一个体会:“中国改革开放40年,我们不应该忘记日本,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日本对中国的支持和帮助。”

当前,中日分别是全球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我们之间的合作吸引着全球的目光。我们欣喜地看到,中日两国在第三方市场合作方面迈出了初步的步伐。中日的经济总量在未来将继续增加,全球影响力也会愈发增强。中日之间除了和平友好合作,我们没有其他的选项。我们应该继续挖掘并扩大中日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积极推进中日民心相通,着力构建新型的中日关系。

最后,东亚的和平、东北亚的和平也离不开公共外交。最近东北亚的局势出现了深刻的新变化。中日是在东北亚地区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战后70多年,日本的和平发展取得了瞩目的成绩,和平理念在日本民众中根深蒂固。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等领域取得的成就,在全球范围内取得广泛认可。两国应该坚定地奉行和平政策, 通过和平对话解决两国之间的问题和东北亚区域的问题。

2018年以来,察哈尔学会将中日关系作为重要的工作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2018年从上半年开始组织了一系列访日的活动和与日本方面的来访的交流,未来我们还将继续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高洪:在中美贸易战或者说中美全方位博弈的背景下,中日关系到底应该如何发展?我从公共外交的角度提出五个建议。

第一,加大力度做好与日本政界尤其是“知华友华”政治家的交流, 做好与日本皇室高层次交流。2019年6月,将在日本大阪召开G20峰会,习近平主席很可能利用参加会议的机会对日本进行访问。这是中国2008年第四个政治文件签署以来最大的事,也是两国关系中的大事。要营造气氛,促进活动的成功,要做的工作有很多。要使先期工作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就必须有更好的抓手和具有引领作用的工作方式,也就是说日方政府、政要、执政党、皇室如果能与中方通过各种方式先行一步,促进交流,就不失为一种快速的途径。“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要使民意发生改变,需要进行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努力。因此还是先以高层次交流作为工作方向来考虑,以求迅速扩大互信,消除阻力。

第二个工作方向是产业界和经济界。经济界的交流是更高层次的务实合作。我的理解是要落地,要深耕,要开花。我认为第三方市场的合作应该从宽度和深度方面来拓展。首先要拓宽地域的广度,因为一说起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大家普遍会想到湄公河流域、泰国、老挝等等,实际上视角可以更广阔一些,比如中非,在肯尼亚、喀麦隆、卢旺达等国家也是可以考虑第三方市场的合作。其次在深度上也不单纯是经济行为。安倍首相来到北京签了货币互换协定,虽然量不是特别大,但毕竟意味着金融战略上的相互支撑和经济的高度融合,尤其是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这是非常有价值的。

第三个工作方向是媒体,媒体在两国关系中的作用是把双刃剑,因此媒体还是要客观、公正、准确。

第四个工作方向是智库合作。智库目前也存在着问题,关系不好的时候吵架,关系好的时候大量接触。接触的时候,在提法上是不是准确,是不是拿出了良好的建议?中国最初提出“一带一路”时,并未提过“战略”,提的是“畅想”,后来谈到“一路”的时候提的是“倡议”,有一段时间提的是“构想”,后来定名为“一带一路”倡议,这是很富有政治智慧的提法。但是后来一些媒体使用“一带一路”战略,使用了“战略”这个提法。这其中智库和媒体没有很好理解“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智慧。

最后是大众。狭义的公共外交就是把本国的外交政策传播给对方国家的公众,促进他们的理解和认知,所以大众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自明。现在中国有很多积极的考虑,各个智库也有很多新的安排,期待这些新的想法、新的作用为推动中日两国关系起到良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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