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40年来，中日公共外交和民间交流获得长足发展，为两国政治交流与经济合作打下基础。中日公共外交有突出重要性，得益于几代人的努力，中日公共外交已有丰硕成果。随着中日关系进入新时代，中日应开展面向第三国的公共外交，携手构建东北亚共同体，努力促进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和经贸往来。
中日公共外交的突出重要性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至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间的二十余年时间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两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但民间交流并未间断。这个阶段的所谓民间外交，在很大程度上是官方外交的一种变形，其背后隐藏着两国政府和政治家不断试探对方意图，努力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的用意。在日本政府对中国共产党政权极不友好的背景下，中国政府继续执行二分法政策，努力争取日本民间力量对新中国的支持和理解。1953年2月， 日本红十字会、日本和平联络委员会和日中友好协会访问北京。中国红十字会首席代表廖承志在会谈时指出：“我们把一切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看作是自己的朋友，把他们和吉田政府区别开来。”
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中国领导人历次访问日本，都注重与日本民众进行接触，开展公共外交。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成为第一位访问日本的国家领导人。在访日期间，除和日本政要交流之外，邓小平参观了日本新日铁、松下、日产汽车等公司，还罕见地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会见记者，发表了对钓鱼岛等领土争端问题的著名论断。江泽民和胡锦涛访日期间通过在大学演讲、“乒乓外交”等方式开展公共外交。朱镕基访日期间曾在日本一家电视台直接面对日本民众开展对话，六十多分钟的时间里，日本民众高密度地提了三十多个问题；温家宝访日期间开展“棒球外交”“俳句外交”等形式的公共外交，都成为中日公共外交的经典案例。
虽然中日交流有较深厚的基础，但中日友好十分脆弱，比起其他国家之间的公共外交，中日公共外交有突出重要的作用。
中日友好十分脆弱，中日两国关系受民意和相互好感度影响很大，历史、领土等问题对舆论的影响深刻。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是阻碍中日关系的两大障碍。中国在历史和领土这两个问题上没有妥协的余地，而改善中日关系又绕不开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上的风吹草动，总能给中日关系带来巨大伤害。近几年来，中日关系遇到很大困难，在波折中艰难前行。尤其是两国的官方交流，经常因故中断。但值得欣慰的是，两国民间层面的交流一直在持续，民间友好的基础还在发挥作用。
中日友好的民心基础值得倍加呵护。赵启正先生曾将中日关系比作“盆栽”，中日友好需要精心浇水、施肥。两国民众心态复杂、敏感且脆弱。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媒体环境下极端情绪爆炸式传播。在中日关系中，两国网络上对对方国家的谩骂十分常见。在新媒体环境下，尤其要关注两国年轻人群的友好基础，两国网络平台上理性平和、具有建设性的声音弥足珍贵。
公共外交润物细无声，可以细水长流地弥合分歧、愈合伤口。中日之间开展公共外交十分重要，值得高度重视和大力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