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关系与公共外交

中非关系与公共外交

程涛：在中非交往历史和实践当中，公共外交贡献作用是不可磨灭和否认的。从1963年中国政府向阿尔及利亚派遣医疗队起，至今已经有55年了，我们已经向50多个国家派遣2万多名医生。派遣医疗队是政府行为，但中国医疗队队员践行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精神，为非洲人民服务，同非洲老百姓亲密交往，深入人民大众，这就是公共外交。中国政府还派了3万多维和部队人员，我国在非洲41个国家设有54所孔子学院和27个孔子课堂，中国在非洲有众多企业、上百万人员，他们同非洲人民为发展并肩战斗、为致富共同打拼，他们就是开展公共外交的庞大力量，他们是宣传队、是播种机，促进了中非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深化了中非之间的友谊。新时代，公共外交在促进中非民心相通方面有着广阔的用武之地，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中非之间没有历史问题，没有意识形态的羁绊，没有地缘政治的纠葛， 没有领土的纠纷，更没有文化文明的冲突，非洲国家人民对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特别是“一带一路”里面“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十分赞 同。他们高度赞赏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非友好坚强牢固的民意基础。

龙小农：我希望从微观的非政府组织（NGO）角度谈中非关系与公共外交。NGO是国家实施公交外交建构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的巧力量，NGO参与中国的公共外交能够使中国的外交更具有亲和力，是提升中国软实力的重要主体。NGO的公共外交具有对等性和中介性的优势。中国现在需要弥补利用NGO进行对非公共外交的短板。我认为，中国的NGO走进非洲，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国际通行的政治外交。首先，中国政府要积极通过各种渠道支持并资助非洲的本土NGO，让它们在非洲代表中国说话，传播中国的价值、理念和中国发展道路。其次，要鼓励并支持中国的NGO扎根非洲。三是中国的NGO走进非洲，与非洲本土的NGO合作，可以一定程度上消除西方的误解。

存在的问题

程涛：中非公共外交面临着新的挑战，也担负着艰巨的任务。我们与非洲合作规模越来越大、内容越来越丰富，在非洲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负面的东西。比如，许多非洲人认为中国已经是发达国家了，对中国援助的期望值越来越高，对投资需要回报产生误会，把中国企业对非洲的投资与之前政府的无偿援助混淆起来。少数在非洲的中国企业和中国人也有违规操作，对中国人的形象造成负面影响。另外，在国内也有相当一部分的中国人对非洲存有无知、少知、误会、偏见、成见。我们需要教育大多数，让大多数人了解、理解、认同、支持我们的对非工作。此外， 我们现在开展对非公共外交也有一些短板，比如说顶层设计不够、协调力度不强、资金投入不足、方式方法不多，这需要我们进一步地去研究探讨。

贺文萍：“一带一路”的“五通”里面有“政策沟通”。非洲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优先发展战略也不一样，在“政策沟通”过程中，就需要“一国一策”。在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方面，中非经验可以互鉴，但哪些经验适合非洲，这是一个问题。并不是所有的经验都可以互相借鉴。有的非洲国家也会认为中国厚此薄彼，在有的国家实施的项目规模大，而在有的国家的项目规模小。而实际上，发展是有先后次序的，要根据不同国家的实际情况分别实施。在“设施联通”方面，基础设施建设要考虑到可持续性发展的问题，我们之前也在这些项目上吃过亏，有些大项目完成之后就没有了后续。我们必须考虑怎么使这些项目可持续发展。在“贸易畅通”方面，非洲希望不仅仅把中国的产品卖到非洲去，也要把非洲的产品卖到中国来。中国帮它修路架桥推动了非洲区内的贸易，但是能否推动中非贸易？在“资金融通” 方面，尼日利亚、南非等国家已经把人民币作为了储备货币的一种，这都是可以带人民币走出去的机遇。最后，“民心相通”其实是最难的，潜力也是最大的，我们要高度注重各方舆论，为中非合作营造更好的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