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科伦坡计划的效果与不足
国际教育是实现公共外交的重要手段。这种方式是持久的，因为对知识的渴望和渴求是人类不变的本性，国际教育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产生持久的效果。这种方式也是十分有效的，能够持适应当今世界复杂的相互联系。
在历史上，澳大利亚参与的科伦坡计划吸引了大量来自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学生。这些学生在澳大利亚的留学经历使得他们对澳大利亚产生了相当的认同感，他们中有很多人后来进入了各自国的精英群体，包括新加坡第一任民选总统王鼎昌、印度尼西亚副总统布迪约诺、印度尼西亚贸易部长冯慧兰、马来西亚商界巨头阿南达等。
而进入21世纪，澳大利亚推出“逆向”的新科伦坡计划，其目的则是为了更好地融入亚洲，增强更多的澳大利亚学生和未来精英对亚太的认知。新科伦坡计划通过为澳大利亚学生提供海外学习、研修和工作的机会，帮助他们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极大地提升了澳大利亚学生的素养。当习惯从多种视角看待问题和具有跨文化背景的学生回到澳大利亚，他们能够更好地为澳大利亚服务。
根据澳大利亚官方评估显示，前往不同国家和地区学习和工作的学生，收获也各有不同。前往印度尼西亚学习的学生表示自己收获了语言经验，感受了跨国文化；访问香港的学生表示自己在研究发展和文化方面受益最大；在日本学习的学生表示在接触文化和研究金融发展方面收获不少；访问新加坡的学生反映在文化和工作发展上受益。
凯瑟琳•严（ Catherine Yen）是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习哲学的亚裔学生，她一直希望能够去印度—太平洋地区学习和工作。2016年，在新科伦坡计划的支持下，她来到了泰国，在泰国法政大学学习，并在曼谷的一家报社实习。刚到泰国，凯瑟琳觉得曼谷十分“混乱”，但她很快“爱上了”。在报社，凯瑟琳的工作是将报纸上的故事从泰语翻译成英语，不久她又就开始在街头进行采访。凯瑟琳希望将来能够成为研究泰国问题的专家，她在泰国的学习的经历以及人脉有助于她实现这一目标。凯瑟琳说：“学习泰语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有些经历只能用母语分享”，“新科伦坡计划让我获得了一份像我这样背景的人原本无法进入的职业机会。”
阿玛利娜•史密斯（ Amarina Smith）是来自格里菲斯大学的原住民学生，主修法律、政府和国际关系。阿玛利娜在罗克汉普顿高中学习了普通话，一直对亚洲感兴趣，因此申请奖学金。2016年她获得科伦坡计划资助在中国香港大学学习，并在香港的一家法律公司实习。回顾其在香港的学习和实习经历时候，阿玛利娜指出：“我期待着扩展我的文化知识，特别希望能够研究少数民族的权利以及如何影响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地区国家。在香港的经历使得我学到了知识，了解到其他国家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我将这些知识和理解带回澳大利亚，帮助当地的原住民改善生活环境，享有其权利。”
促进与该地区社会、文化和组织之间的广泛联系是澳大利亚公共外交的核心要素之一。大量的数据表明，新科伦坡计划促进了澳大利亚在该地区的教育和商业目标。尽管在项目实施初期，大学受到能力的限制，存在不少问题，但是新科伦坡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大学之间寻求合作、增进了解的平台和催化剂。
不过，在肯定新科伦坡计划取得成功的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该计划也存在着不少值得思考或者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学生感兴趣的国家和大学与作为公共外交工具的目标国家与大学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差异。在澳大利亚政府看来，新科伦坡计划学生的目标国分布越广泛、相对不发达的国家越多越符合其预期的战略目标，但是澳大利亚学生的兴趣和选择往往集中在该地区最发达的个别国家。以2014年新科伦坡计划最后提名的学生为例，当年该计划的目标国和地区有印度尼西亚、日本、新加坡和香港。理想状态下，去这四个国家和地区的学生比例应该大致相同，而且去印尼的学生应该更多一些。但是实际情况是，在奖学金项目的40名学生中，去印度尼西亚的只有5人，而去日本的有11人，去香港有12人，去新加坡有12人。近年来，这种地域不均衡的情况有所缓解，但是学生们的目标国集中在该地区最发达的个别国家的优选倾向并没有根本变化。
其次，新科伦坡计划中的短期和长期项目在实施中存在矛盾，学生们相对更愿意选择短期项目。尽管亚太地区对澳大利亚学生的吸引力在持续增加，但是他们热衷的更多是短期留学或者实习项目而不是长期项目。2014年新科伦坡计划资助奖学金项目40人，实习项目1300人，而2018年新科伦坡计划资助奖学金项目预计120人，实习项目13000人。从2014年和2018年的数据来看，短期的项目人数大大超过长期项目的人数。一般说来，对语言的浸淫和文化的体验需要在目标国生活较长时间深度融入才能实现，而短期的蜻蜓点水往往很难实现预期目标。
最后，新科伦坡计划在年龄和学业成绩等方面严格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必要的，也因此备受争议。新科伦坡计划的遴选对象是澳大利亚“最优秀和最聪明的学生”，并致力于培养未来澳大利亚的领袖。这种定位或者标签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将普通的澳大利亚大学生排除在外，而且给人造成该项目仅仅是为精英阶层服务的印象。对年龄的限制也不利于不同年龄段的澳大利亚人的体验。从实现澳大利亚公共外交的目的和手段来考虑，增加对年龄和学习成绩考量的灵活性，同时综合考虑不同学生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因素，更能够实现澳大利亚的战略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