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发言人作为体现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传播路径，是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际舆论和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在全球化的时代，新闻发言人必须有应对本国舆论“内忧”和“外患”的新思路和新视野。
对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最为关心的是社会大众，最直接受益的也是社会大众，因为它满足了普通民众的信息知情权。如今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无论在新闻发布时间、内容的选择上，还是新闻发布方式的创新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政府转变职能，转向服务型政府，新闻发言人本着为民服务的准则，倾听社会诉求，进而与社会民众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和沟通。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并不是专职人员，而是行政体系中的一个兼职角色。在全球化的时代，新闻发言人必须有应对本国舆论“内忧”和“外患”的新思路和新视野。
新闻发言人要融入记者的思维模式
首先，发言人要善待媒体，从记者的角度考虑问题。采访者与被采访者留给公众的印象很多时候是记者围追堵截，被采访人机智应对记者的不舍追问。新闻发言人应不卑不亢、端庄大方地与记者进行对话。如果遇到故意提刁难问题的记者，新闻发言人可以用适当的方法进行回击。但大多数记者还是追求新闻真实性，并非故意为难新闻发言人。相反地，记者问题的尖锐恰恰反映了现实中难以解决的问题，也即社会热点问题。面对此种情境，发言人要坦然迎战，有充分的信心去化解公关危机，给出满意的回答，将控制舆论的话语权掌握在自己这一方，引导民众对政府行为的关注，不会随舆论风声攒动。新闻发言人与记者的关系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而是一种竞争的合作伙伴关系。判断一个新闻发言人好坏的标准不是看他应对媒介和公众的娴熟技巧，而是看他所传播的信息是否是站在公众的立场上，将国家的政策意图合理地传达给不同文化背景的媒体，这是一个成熟的新闻发言人应具备的国际眼光和对发言人职责权限的理性认识。国际媒介环境的变化也为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和完善提供了更多思考的空间。
其次，新闻发言人与外国记者沟通的难易程度不仅受到各国语言文化的影响，也要考虑到该媒体首席记者价值观的倾向，以及国外传媒集团对中国资金的流入导致媒体对华态度的转变等诸多因素。诸如《新闻周刊》《纽约时报》等西方主流媒体中都有一个核心人物，这些核心人物往往决定了对中国报道的态度，因为他们所报道的消息也代表着他们自己的价值观，而恰恰是这些强势媒体记者的价值观成为众多主流媒体的卖点。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出尖锐问题的往往是这些强势媒体，他们认为只有批判、揭露、监督和媒体独立才能践行新闻自由理念。中国新闻发言人与其在发布会上对“出言不逊”的媒体记者给予回击，不如提前将这些喜欢在新闻价值观上“剑走偏锋”境外强势媒体做一番研究后提出相应的对策，针对他们的新闻价值观做出对中国政府形象有利的信息发布，用事实告诉他们其对中国的认识是不全面的，甚至是错误的。中国新闻发言人在外交态度上采取“精准外交”模式，基本方针就是“精确定位”“服务大众”“做细做深”。新闻发言人要善用不同媒体，用西方人的思维来回答记者所提出的关于中国的问题。譬如，美国记者提出中国台湾问题，新闻发言人可以用美国人考虑问题的方式反问记者，美国准许夏威夷独立吗？这样记者就很容易理解中国政府的政治立场。
再次，新闻发言人要吃透政治和文件精神，将中国政治术语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让西方媒体理解到位。中国要以开放的姿态来应对各国媒体的疑问，就必须从国际传播界的角度来看待新闻发布这份职业。诸如，中国提出“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四个全面”“五位一体”等政治术语，很多外国记者理解起来比较费劲，这就需要新闻发言人运用西方人的语言习惯进行阐述。原则上，对于新闻发言人应该说什么、不应该说什么由新闻发布制度决定，如何说则由新闻发言人自己发挥。因此，发言人必须学会用换位思考，才能真正在新闻发布会上与各国记者进行到位的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