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介入南海事务，加大国防投入
南海事务已经成为澳大利亚对接“一带一路”的重要障碍。澳大利亚以往在南海的态度和动作多为对美国的呼应，但近期已呈现出从“被动”转“主动”的趋势，动辄就某一与己无关的具体问题向中国发难，甚至联合他国开展外交舆论攻势。在中国拒绝接受南海非法仲裁后，澳外长毕晓普对媒体称“中国对南海的领土诉求缺乏根据……海牙仲裁结果清晰而有约束力”。她不仅伙同美国和日本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表达严重关切，还呼吁欧盟就南海问题对中国施压。有评论称，在敦促中国接受海牙仲裁方面，澳大利亚表现得比当事国菲律宾还要迫切。此外，堪培拉积极呼吁东盟用一个声音对抗中国在南海的“扩张”，谴责某些成员国为了“一带一路”的经济利益而采取绥靖政策。
南海争端和中国海军力量的发展促使堪培拉下定了加大国防投入的决心。2016年2月，藤博宣布新的海军造舰计划，包括投入560亿澳元升级潜艇舰队，把现有的潜艇规模从六艘扩大到十二艘，重点巡航南海。澳大利亚还将陆续建造９艘护卫舰和12艘近海巡逻艇等，并为周边国家建造19艘巡逻艇，以“保卫南海航道自由”。此外，政府还将耗资20亿澳元，为澳洲军队添置全新的导弹防御系统，用于保护处在战区中的澳洲基地以及澳州北部。
历史无数次证明，军备竞赛是烧钱的悲剧，对那些国防基础薄弱、制造业疲软的国家更是如此。澳大利亚不但不愿与“一带一路”对接，还对愿意加入的国家指手画脚，甚至不惜以削减教育财政拨款等为代价增加国防开支，其对中国警惕之深、受逆全球化思潮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告别亚洲，欢庆孤立
地理上的相同归属并未带来澳大利亚对亚洲的认同感。相反，亚洲一直被视作横亘在本国和盟友之间的“麻烦”。在种族优越感、体制优越感和文化优越感的多重刺激之下，“黄祸”和“红祸”思潮在澳洲相继粉墨登场。就连1972年取缔“白澳政策”、对亚洲态度有所缓和，也是澳洲在英国决意加入欧共体之后的无奈之选。随着亚洲国家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经济神话，“融入亚洲”逐渐成为一句引人注目的口号，在上届工党执政期间甚至出台了《亚洲世纪白皮书》。然而自由党上台后，该白皮书即被束之高阁， 传统的盟友外交大有成为澳大利亚外交的唯一重心之势。藤博上位后，在维持美澳同盟这条主轴之外，还增加了“回归欧洲”的动议。尽管政界和学界对“脱欧后的英国”和“失去欧盟的英国”哪个对澳洲更重要仍在争论，但 “亚洲世纪”早已成了明日黄花，乏人问津。在对华态度上，一句看似无心的“友敌”（frienemy，澳媒解释为表面上是朋友，实际上是劲敌）暴露了堪培拉对中国的真正态度。
地理特殊性与安全脆弱性并存是澳大利亚地缘格局的重要特征。澳大利亚悬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既是“世界上唯一独占大陆的国家”，又是国防脆弱的“大岛国”。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远离传统的世界大国中心，把澳大利亚与北半球的纷争和战火隔离开来。然而自立国以来，几乎每一代战略家都在努力打破这一“天然屏障”。在他们看来，偏僻的地理恰是澳大利亚战略脆弱性的根源——尽管远离矛盾中心，但也使澳大利亚与最好的朋友和最有力的保护者山海相望而无法心手相牵——有学者用“残酷的距离”（the tyranny of distance）来形容这种困境。因此，无论是构筑美澳同盟体系，还是高喊“融入亚洲”，均是澳大利亚为摆脱战略孤立所做的努力。但随着美国在亚太战略收缩、中国携21世纪丝绸之路踏浪而来，无所适从的澳大利亚却一反常态，开始欢庆孤立。如今，“做南半球的瑞士”“大洋洲的瑞典”等已经成为澳大利亚颇有号召力的口号。“一带一路”遇阻，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澳大利亚正在从地理上的孤岛变成心理上的孤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