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西方世界被逆全球化思潮的阴云笼罩,已经成为实施“一带一路”构想的主要障碍之一,澳大利亚也在此列。一方面,特朗普上台后的一系列举动使澳大利亚开始怀疑盟友的可靠性。另一方面,澳大利亚仍未做好全面接纳中国的心理准备。这一矛盾心态是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心理基础,也是其对“一带一路”保持距离的主要原因。不断滋生的逆全球化思潮极大改变了澳大利亚的内政和外交,这在其政党政治、外交政策、防务政策、区域政策上均有深刻的体现。

罗伊智库的最新民调显示,高达79%的澳洲民众对当前的全球事务不满;仅33%的受访者支持全球化,低于全球42%的平均水平;40%的公众认为外国投资是对澳大利亚的重要威胁;40%的民众认为政府对外来移民的准入政策太过宽松。这些数据表明,逆全球化思潮在澳洲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在对外政策方面,确实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堪培拉努力在中美间周旋平衡。背后的逻辑是,如果美国霸权衰落,就依赖中国;如果中国经济不确定性风险增大,就依靠美国;最好能同时从两边渔利。现在,这种二选一/两者兼得的战略已失去了现实土壤。近年来,美澳盟友之间的分歧不断扩大,尤其是美国在本次大选前后的一系列动作,使澳大利亚对其信心出现雪崩式下滑。同时,堪培拉对中国崛起的恐惧之心未有稍减,反而因南海问题、“一带一路”倡议等更生警惕。历史上,澳大利亚对中国和美国只需要担心一方,从未出现过两者都“靠不住”的情况。由于自感在外交上陷入空前的孤立和无助,逆全球化思潮在澳洲不断蔓延。下文将从政党政治、外交政策、防务政策、区域政策四个角度分析澳大利亚对“一带一路”的排斥。

政党政治生态混乱

在澳大利亚,自由党和工党作为主要的两大政党轮流上台执政;每当选情陷入胶着,就会通过与小党结盟赢得政权。逆全球化思潮给自由党、工党及各个小党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并深刻塑造着它们对“一带一路”构想的态度和政策。

自由党是如今的执政党之一,属性为中间偏右,大致可分为以总理藤博和外长毕晓普为首的中间派、以前总理阿博特为首的保守派、以及以博纳迪为首的极右派。逆全球化思潮推动了自由党的解构和重构。首先,保守派成为党内中坚力量,中间派和自由主义流派日趋弱化。其次,党员流失严重。由于政见不合,博纳迪脱离自由党另创保守党,已招募了近千名党员,其中许多成员是从自由党退出后加入的。最后,极右派势力不断扩大,并与韩森领导的、以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著称的一国党过从甚密。例如,为了西澳州选举,自由党史无前例地与一国党达成政治利益互换协定,在上下院分别支持对方、打击对手。此外还有越来越多的自由党党员被一国党吸引,短期内已有四名昆州自由党议员脱党加入一国党。目前,藤博在党内的领导权有被架空的趋势——极右翼不喜欢他;保守派更拥护前总理阿博特,视其为“名义领袖”;目前唯一能依靠的是自由党副领袖毕晓普等少数中间派的支持。但藤博心知肚明,一旦自己的支持率过低,威胁到自由党的执政地位,毕晓普会毫不犹豫地反水。这就是政党政治的现实,也是藤博政府对华外交日益强硬的原因。

上任之初,外界曾普遍预测藤博会采取较为亲华的姿态。但朝内压力使他不断姑息右翼的反华行,甚至刻意选择某些议题讨好右翼。例如,2016  年藤博组阁刚成功,议员们就收到了一份反对“一带一路”的小册子,污蔑中国的真正目的是获取亚太战略优势、加强对南海争议地区的控制。有澳媒指小册子是对自由党内鹰派的“杰作”,也是藤博妥协的产物。此外,由于 右翼的排外倾向,来自中国的投资首当其冲受到冲击。作为呼应,藤博任命戴维•欧文为澳大利亚外资审查机构(FIRB)主席。欧文曾长期领导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和澳大利亚秘密情报,也担任过驻华大使。他的双重身份加重了中国投资在澳大利亚的阻碍。藤博还宣布成立“关键基础设施中心”(CIC)专门评估外商给电力和港口投资带来的安全风险,意在防止澳洲关键基础设施遭到“间谍渗透”和“政治高压”的威胁。CIC既是“保护澳洲国家安全的重要防线”,也是给中国投资的一记重拳。

工党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反对党,在政治立场上属于中间偏左。党魁肖顿在不少场合表示支持“一带一路”。但是,肖顿本人曾是中澳自贸区的最大反对者,试图带领全党阻挠议会批准该协定。他也是“澳大利亚人优先”的积极支持者。他表示,澳洲需要保证本地人的就业机会,减少使用低成本的外籍劳工,不然会成为一个“无技术的国家”。因此,肖顿对“一带一路”   的支持,是否只是作为在野党对执政党的惯性反对?当选总理后,他是否能带领政府把现在的口头支持转化为实际行动?另一方面,工党的派系斗争激烈,党内政治生态复杂。工党主要分左右两大派系,在某些州党支部还有同属一个大派系的多个分支派系。它们在许多议题上各持己见、针锋相对。与此同时,工党还面临着领导人之间个人恩怨、联邦层面以及州和领地层面的紧张对立、党与工会的复杂关系等各种挑战。即使能够重新执政,积重难返的工党是否能够带领澳大利亚走出逆全球化的阴霾?还是会像自由党一样屈服于反全球化的压力?

澳大利亚各个政党都在朝着“职业选举型政党”发展。在逆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多数政客对国内右翼势力的扩大保持缄默,反而忙于迎合选民、讨好媒体、打击同僚,政党政治逐渐走向民粹化和庸俗化。笔者认为,如果不尽快对危害巨大的反全球化思潮进行彻底的自我省视,无论哪个政党最终赢得2019年联邦大选,都很难对中澳关系和“一带一路”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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