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中国公共外交的使力方向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越来越强调“内建和谐社会，外建和谐世界”。中国公共外交的战略目标主要是对内夯实社会基础，对外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识和文化的发展上的理解。
传统外交具有严格的等级性，虽然国际公认“世界各国无论大小强弱，一律平等”并以此为依据安排诸多外交规程和礼仪，但现实的外交博弈更多是凭实力说话，弱小国家在国际事务的处理和秩序安排上显然无法与强国拥有同等地位。不过，在公共外交领域，即使面对超级大国，只是一个小国的普通民众，也一样可以“不买你的账”。因此，哪怕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或者外交官，一旦参与公共外交活动，就必须把自己置于和公众平等的地位，不能有任何特殊要求，只有与民众处在平等的地位，才能听到对方最真实的声音，进而更好地寻找双方的契合点。
“尊重”可以看作是平等相待的主要体现，我们可以将其进一步区分为“自尊”和“尊他”。对中国来说，实现公共外交主体间的平等交流，一方面要真正了解自己国家在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方面面的优势和特点，在对外交往过程中保持自信和自尊，最大限度地消除西方国家对中国持有的偏见和误解，让国际社会把中国视为一个值得尊敬、值得尊重的国家。另一方面还要时刻保持谦卑，尊重他国立场和文化价值观念。只有对方感受到足够的尊重，才有可能以包容、开放的态度来接受我们提供的信息，双方才有可能实现有效的交流，进而获得对象国的认可。
在信息化时代，对公共外交的信息流通提供制度保障，并完善传播信息表达方式是重中之重。就公共外交信息传播而言，政府主导整合各行各业资源，最大程度开拓渠道，同时重视内容的管理，去传播积极、正面、有利于国家形象建设、有利于实现公共外交的目标。近年来信息网络、尤其是自媒体的发展呈井喷之势，有效监管网络，引导网络舆论向更理性的方向发展，也是政府公共外交的重要内容。同时，不能忽视完善民间的信息交流机制，因为民间的良性互动能够扩大和巩固信息传播效果，起到上下互通、相互加强的作用。
新时代公共外交的重心已经由“宣传”转移到了“沟通”，公共外交应当具有区别于官方外交的“专门”话语系统。哈贝马斯在其沟通理论中指出，要使沟通有效，必须满足四个条件，即可领会性、真实性、真诚性、正确性。由此出发，公共外交要实现其沟通目的，就要注意：第一，要选择可领会的表达方式，以便说者与听者间能达成基本的理解，多数情况下，公共外交面对的是普通民众而非政治精英，不说空话、套话，保证话语、手段的亲民性应当是基本原则；第二，应当向国外民众传达真实的意向，而不能是虚伪和别有用心的；第三，在进行表达的时候，态度应当真诚，以使受众相信；第四，所传达的意象应当是可为听者接受的“正确的”话语，这其实是要求不能强迫他们接受不认可的价值观。在当今开放的国际社会中，政府很难控制信息的传播，一旦政府歪曲真相，其效果往往适得其反，并引起外界更大的怀疑。特别要注意的是，公共外交的官民互动性使得含糊的语言和“迂回”的外交辞令没有任何市场，只有以亲民的态度、百姓的话语、对方的视角来进行公共外交表达，才能更好地寻求他国民众的支持。
公共外交的实施，不仅时间长、范围广、跨度大、成本高，而且是多源头、多路径生效的，需要国外民众的适当反馈，才能得知公共外交的收益和成果。因此我们还要注意建立公共外交反馈机制，评估公共外交收益与成果。比如定期开展国外调研，关注他国民众对本国好感度的“大趋势”与“小变动”，进而有针对性地调整我们的公共外交策略；政府可以利用社交媒体直接与民众对话，获取反馈，同时通过媒体平台的实时监控，对他国（或本国）民众在社交媒体上的语义、语态、语感等进行分析，掌握舆论动向，从而对自身政策作出适当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