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协系统符合公共外交的内在要求
一是群团组织的身份符合公共外交的定位。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总理就指出“国之交往在于民之相亲”。从科协系统的性质来看，它是“党领导下团结联系广大科技工作者的人民团体”。早在2004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就批准授予中国科协非政府组织咨商地位。做为人民团体，科协系统不属于政府机构，对外开展活动是以群众团体或者民间组织形式出现。从科协构成人员来看，很多人都是国内某些技术上的顶尖人才且身份多样化，淡化了原先浓厚的政府色彩。
二是传播科学的工作方法符合公共外交的需求。科协系统开展科普等工作时，采用的工作方法与公共外交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传播内容生活化，在开展公共外交时，将一些本国生活中的细节作为公共外交的内容进行展示，如泰国外交部和文化部印刷的公共外交刊物中，就将泰国厨艺作为单独章节重点展示。这样可以帮助别国公众更好认识该国的社会人文风貌，增加对该国的认可度。又如传播方法多样化，可以确保信息在社会中尽可能地实现覆盖，如用从最先进的互联网移动终端，到村文化大院的展示板，到现实中的“一对多”的科普员等各种方式进行信息传播。日本学者渡边靖所著《美国文化中心论》指出，战后驻日美军花大力气解决了“最后三英尺”问题，就是希望通过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完成信息的全方位覆盖，以有效推进公共外交。
三是工作对象的特定性适合开展公共外交。与其他组织相比，科协系统开展公共外交的对象有三个特点和优势：第一，是对象年轻化。很多国家的公共外交的决策者都认为“公共外交的很大部分是和年轻人打交道”。科协工作中的重点就是开展科学普及活动，特别是针对年轻人的科学普及活动。以中国各地科协下属的科技馆为例，其接待的对象是青少年和他们家人，他们更加倾向于通过与新鲜事物的接触，实现自我认识和对家庭、社会的了解，还会对他们一生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第二，对象精英化。通过科协系统加入的国际条约、组织和国内活动来看，很多中、高端科技工作者是工作对象，他们不仅在本领域内是领导者，而且担任着“意见领袖”的角色，拥有众多的“粉丝”。根据美国传播学者卡尔•霍夫兰对于“信源（传播者）的可信性与说服效果的关系”的研究，信息的可信性主要是受到信息传播者的可信性和权威性两个方面的影响。面对国内外重大事件，往往是他们先“发声”，其对国内舆论的影响不可小觑。这也正是我国领导人访问美国期间多次会见以比尔•盖茨为代表的美国科技界人士的原因。第三，对象聚集化。专业学会和大学是科协系统在国内和国际工作上的重点。在同专业学会开展工作时，传播内容专业性强，传播效果可在短时间内达到最优，并且可以得到第一时间的反馈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优化方案。大学构成人员性质相对单一，专业性强，大学师生接受新鲜事物的意识和能力优于其他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