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公共外交需要中国企业家“义利观”的再建设
在对接“一带一路”公共外交上，中国企业家的传统“义利观”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集中管制色彩浓厚。大体上讲，中国目前的公司制度普遍奉行层级制、等级制、粗线条管理，现代化理念与家族式管理结合；管理中尊崇集权主义，“一刀切”文化浓厚，企业对于员工的族群属性、性别属性、信仰属性、地域属性重视不够。比如实行法定的节假日与福利节假日结合，而中国众多法定节假日源于汉族节日，对于为数众多的佛教信徒、伊斯兰教信徒、基督教信徒的节假日安排不够具体，相应的员工休假和福利亦无制度保障。
第二，专注盈利，相对忽视所在社区的福利。中国有不少企业和企业家较为忽视公司对于社会的人文关怀和担当，典型的如工厂生产排污、噪音污染等。企业与社区的互动偏少，甚至会因突发事件而导致关系紧张，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是纳税以及提供就业，而对于社区居民的生活、生存关注不够。部分公司对于社会的贡献存在较为显性的功利化色彩，希冀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名利双收”。
第三，具有“参政”的期许，热心政治却心存畏惧。中国企业家有着治国平天下，商者优则“仕”的向往和追求，这也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内企业家和政治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联，政府在社会资源分配中起主导的地位，部分中国企业家和主管政府机关的关系“暧昧”甚至边界模糊，企业家“参与权力但心存畏惧”，政企紧密关系受到社会和舆论较多的批评。
明显，传统型企业家的“义利观”植根于传统政治文化和商业文化中，存在固有的不足，较难适应“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需要。无论是私人企业家还是“国”字号企业家，能走出国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企业，普遍拥有一定实力，有一定的资源可用于公共外交，但国内走出去的企业家外交知识较为匮乏，普遍具有商业智慧但缺乏“公共外交”的意识和能力，如果没有政府的鼓励和给予一定的指导，企业更加倾向于支持而非直接参与公共外交活动以回避损害自身经济利益的风险。
因此，对于企业家公共外交技能的培训是我国公共外交智库和主管机构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当然相应的工作已经启步，比如在2016年由外交学院和深圳市福田区开展的多期“‘一带一路’跨国企业家公共外交文化、技能以及外事礼仪培训”，收到较好的社会效果。当然企业家参与公共外交需要的知识学科体系比如国际关系学、全球公共关系、外交学、谈判学、媒体及自媒体技术、跨国价值链管理、政治学、宗教学、修辞学、社会学甚至人类学等学科相关培训中亦右引入和参鉴。
学者如尹成勋（Seong-HunYun）、伊丽莎白•L.托斯（Elizabeth L.Toth）在阐述公共外交理论时指出，需要以社会全球主义视角对公共外交的参与者进行分析，这是分析公共外交的新向度。在全球化不断深入以及移民与不同族群的融合中，公共外交是筑造软实力的重要力量，约瑟夫•奈（Joseph S.Nye）认为软实力着重于塑造他人选择的能力，在个人层面上表现为能够产生吸引的能力以及诱导力，而这种塑造选择的能力不仅和个人人格魅力，文化、政治价值观有关，更与个人所制定和执行的政策的合法性以及是否具备道德的权威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