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甫一就职，在修改既有多双边贸易协定方面气势汹汹。立即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单边行动，扬言重新谈判《美加墨自由贸易区协定》。前后签署三道总统令，责成联邦政府有关部门重点调查让外国产品在美国政府采购市场获得“不公平竞争优势”的“买美国货”豁免和例外情形；对美国对外贸易赤字的成因逐对象国进行为期90天的审查，评估美国对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议》和其他贸易协定的参与情况；调查钢铁进口是否影响国家安全，鼓励政府采购项目采购美国本土生产的钢铁产品。
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官员还在与重点国家的经济对话中摆出只看重双边贸易安排的姿态。这些行为一度加剧了外界对美国退出经济全球化进程、特朗普可能动用总统特别权限发动全面贸易战的担忧，保护主义浓云笼罩全球市场。
3月1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向国会提交特朗普政府首份贸易政策年报。报告明确指出美国将“捍卫贸易政策主权”，誓言为美国人创造更加自由、公平的贸易环境。强调美国将考虑启用美国贸易法“301”条款，并就对外贸易协定展开新的谈判。报告还强调，为了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和巩固制造业基础，贸易争端的解决将优先使用国内法，且不受制于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裁决；对于将美国劳动者和企业置于不利地位的不公正贸易将严厉应对；即便成员国间针对分歧作出的裁决与美国的主张相背离，也不会自动改变美国国内的法律制度和商业惯例。
然而，尽管风声在外、调查在行，特朗普政府仍未形成明确、清晰、系统化的新贸易政策，没有确定贸易政策的具体优先事项，其内部以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彼得·纳瓦罗、商务部长候选人威尔伯·罗斯为一方，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加里·科恩、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为另一方，也存在极端与温和贸易争端解决方式的分歧，或者援引美国媒体的形象概括，“贸易鹰派”与“贸易鸽派”之间的“内战”。
美国商会组织积极发声规劝特朗普政府慎思把“买美国货”计划扩大化可能导致其他国家美国产品关闭市场的危险。随着时间的推移，特朗普避免采取极端措施的倾向逐渐明朗，特别是在对华贸易方面，多次公开否定贸易战的可能。接下来，特朗普贸易政策可能呈现几个特点：将国内法律置于WTO规则之上，严格涉外贸易调查和执法，利用重新进行或新启动的对外贸易谈判为美国产品争取更多市场份额。
同时，特朗普正考虑调整边境税，这作为美国税收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击中贸易赤字的核心”。根据德意志银行的分析评估，边境税会导致美国自海外进口的商品价格平均上涨20%，出口产品价值下降12%。考虑到出口和进口价格所受的平均影响，综合计算大约等同于美元一次性贬值15%。目前，美国的进口关税和国家平均销售税合计只有9%。
中国是特朗普贸易再平衡政策的焦点目标之一。特朗普竞选期间强烈指责中国“偷窃美国就业机会”，扬言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45%的关税并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一度令人对中美经贸关系前景深为担忧。好在4月初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晤开启了“百日计划”，使中美双方面对贸易战风险而紧绷的神经得到喘息。
在新的谈判进程中，美方极有可能在钢铁、服装、机电以及金融、服务等行业和美国企业赴华投资准国民待遇问题上谋求突破，中国则可能借势以更大力度敦促美方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同时面对美方在具体问题上的压力，适当扩大自美农产品进口的种类和额度加以缓冲，手握对美大宗商品采购牌加以制衡。
现阶段看，“百日谈判期”过后，中美当可避免大规模贸易战。之所以这样判断，除了双方之间的积极协调外，一个很重要原因是美国经济基本态势良好，仍在吃奥巴马执政后期推动复苏留下的“老本”，对外挑起激烈贸易摩擦的紧迫性并不高。但局部、小规模的贸易摩擦仍无法避免—包括双边渠道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和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诉讼，事实上这些年来已是一个常态化现象。
中长期看，特朗普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并不匹配，减免公司税等短期刺激经济措施尚难落地，美国经济走势仍存变数，如果资产价格收缩，股市、汇市发生大的波动，联邦政府刚性支出比重突破总体经济所能忍耐的极限，对外寻找“替罪羊”以转嫁风险和压力的意识就会再次抬头，中美贸易争端形势仍有可能重新变得严峻起来。
今后若干年，经济问题将是中美关系的真正核心问题。双方不应只关注贸易问题，也要对彼此金融风险的相互溢出风险有足够准备和及时处置。当前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分三步走：彻底退出量化宽松、逐步加息（2017年内至少还有两次）和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趋向实施一种更为严厉的紧缩政策，这必然不断产生外溢效果，对中国货币和汇率政策的影响将很大。
而中国信贷过快增长造成的金融脆弱能否得到有效治理，也将对全球金融市场稳定产生直接影响。总之，必须使中美沟通谈判在贸易、金融领域和微观、宏观层面上均有体现，相互协调与妥协超越贸易的单一层面反映综合特征，使之真正契合“全面经济对话”的“全面”定位。“百日谈判”如能反映这一特点，可被视为中美经济再平衡的新起点。
中国需要做好应对特朗普贸易政策正式“落地”的准备。特朗普不希望美元过度走高，但他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则需要美元保持适度强势。各种因素相折抵，决定了未来数年美元将总体偏强。美国国内利率的走高正是与此相吻合，势必对境外离岸市场的美元流动性构成冲击。中国经济平稳运行，且自2015年以来已通过连续的去杠杆措施做了准备，但在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难度不会降低，与美方加强宏观协调的必要性十分紧迫。
中国需要继续雕琢好自己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中国要能“不负众望”，在全球性问题上主动显示姿态、采取措施，推动加强国际协调，重点围绕贸易和气候变化问题，支持某种形式捍卫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统一战线”，牵制错误的决策倾向。
多边制度与双边协定是中国参与国际贸易体系的“两个轮子”。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过程中，中国对外资管理做出了向准入前国民待遇与负面清单相结合的政策调整，这一改革进展来之不易，中美双方都不应轻易将之束之高阁，要有志向以双边安排的进步解开多边进程的死结，共同推动更高水平更加互惠的贸易便利化措施。(晓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