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百日新政”干得如何？（二）
--人事圈层的浮动与掣肘
“百日新政”期内，特朗普政府的人事布局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圈层”之间的相互竞争和掣肘态势。
第一个“圈层”是以白宫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白宫办公厅主任赖因斯·普里巴斯、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彼得·纳瓦罗为代表的总统核心幕僚。他们的右翼保守特点鲜明，专业水准广受质疑。最重要的是，这些人大多是在2016大选期间凭其反建制、反传统主张辅佐于特朗普四周的，他们具有极端色彩的主张可以在竞选中吸引选民，但一进入政策操作层面便显现出不可操作的一面，政策影响力实际上尚未走出“百日新政”期便已开始明显下降。这个圈层也恰恰是在华盛顿政治和舆论圈最受反感与诟病的，各种飞短流长从一开始便缠绕着他们，圈子不同成员之间也已显著出勾心斗角的迹象。4月初，媒体披露班农已不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直接原因是“很少列席国安会会议”，但这已被广泛解读为特朗普对班农倚重下降的标志性事件，当然班农仍在白宫领衔着一个战略规划小组，也有信息称特朗普让他离开国安会是为使其专注于“顶层设计”，不必为那些具体战略操作分心。从历史经验看，极端右翼和新保守主义分子即使成功跻身最高决策层，其后总是因其政策主张无法适应美国和世界的现实而在很短时间里黯然离场，班农的下场如何将是今后一段时间观察特朗普政府人事脉络和内外政策演变趋向的最重要风向标之一。
第二个“圈层”是特朗普的家族圈，以特朗普女婿、白宫特别顾问贾瑞德·库什纳和特朗普女儿、总统特别助理伊万卡·特朗普为代表。事实已能证明，这一对夫妇在关键问题上特别是外交、商业领域对特朗普的最终决策有着直接影响力，不仅充当着外界与特朗普之间的有效沟通管道，而且能够劝阻特朗普在一些高度敏感的社会、外交议题上（比如女性平权、中东、气候变化问题）不要过于颠覆传统、走得过于极端。美国政治史上罕见的“家天下”图景。随着新政府内极右势力影响的迅速滑落，特朗普对自己家族圈的信任和倚重在增长。3月底，特朗普委托库什纳全权领导新成立的白宫分支机构“创新办公室”，该机构具有广泛权限，直接向总统汇报，可以介入联邦机构监察、兑现竞选承诺、改革退伍军人福利制度、禁毒等工作，而库什纳也在利用与特朗普的特殊关系积极扩权，并且试图垄断外界与总统的联络渠道，还暗中与班农等人较劲内斗，背后是其加紧催生华盛顿一个新的政治家族的长远打算。如果特朗普能够在三年多以后连任，那么这个新政治家族将在美国正式粉末登场。
第三个“圈层”是以副总统迈克·彭斯、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财政部长史蒂芬·姆努钦等职业化、精英化的内阁要员，也可以包括驻华大使特里·布兰斯塔德、驻以色列大使戴维·弗里德曼、驻俄罗斯大使洪博培常驻联合国代表妮基·黑莉（多数尚未到任）这样总统钦点的关键岗位驻外使节。他们虽或多或少与特朗普有私人关系或为特朗普当政立下助选功劳，也或多或少是特朗普政府军、商、右色彩浓厚的注脚，但长期在美国政治、军事、经济体制内身居要职，秉持建制精英的思维方式，最终在新政府的日常运作中成为牵制、平衡右翼极端化的理性力量。过去三个月，每每特朗普在不同议题上发表不当言论或摆出非专业、不慎重姿态，是他们出头收拾局面，安抚被特朗普震惊的美国盟友，甚至主动澄清纠偏。
特朗普首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尔·弗林在职仅20多天便因“通俄门”丑闻辞职是特朗普“百日新政”期内必须提及的事件。这个结局有特朗普政治对手穷追猛打的背景，有弗林自己缺乏应对经验的原因，但更多是特朗普为保内阁其他人政治安全不得已做出的决定，奏响了特朗普内阁人事震荡的序曲。弗林之后，陆军中将麦克马斯特接任，但从此白宫国安会在美国战略决策中被边缘化、技术化的趋势更加明朗。战后几十年，白宫国安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几乎完全放到政策的执行层面，成为核心决策幕僚化的一个反衬。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三个圈层的外围是数万名联邦各部门公务人员。到目前为止，新政府还有2000多个职位需要重招，其中近400个高级岗位人选需经参院批准。一般来讲美国政府换届只更替最上层的1%人员，99%的公务员队伍不用动。特朗普算是特立独行的总统，对联邦公务员的撤换数量相对较多，因理念有异等主动辞职的公务人员也有一些，但大多数职业内务、外交官员仍然在岗，中长期看仍将是确保美国政府正常运转的基石。
观察特朗普政府决策效能的一个重要窗口是华盛顿的府院关系。特朗普上台时，共和党同时掌控白宫、国会参众两院多数议席和地方州多数州长职位，随后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比例又重新占据多数，应该说这是一个有利的执政局面，上一次出现在2000年小布什赢得大选时，再上次是1952年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时。特朗普也寄希望于利用这个或许短暂的全面控制期尽量多做些事，为自己的整个任期的政绩铺垫一个较好基础，因为按照政治周期摆动规律，共和党人赢得2018年中期选举同时维持两院控制权的难度很大。特朗普接受与大选期间对自己态度游移的年轻众议长保罗·瑞安共处、选择老成持重的建制派人物彭斯为副总统、委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普利巴斯为白宫办公厅主任，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与国会建立良好关系的考虑。然而此后的事实证明，特朗普通向国会山的协调之路并不顺畅，白宫和共和党并非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能达成一致，特朗普在国会山里并没有多少真正意义上的支持者，在共和党团内部是如此，遑论民主党团。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首先在于特朗普本人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共和党人，而是一个打着反建制旗号和民粹牌“借壳上市”的候选人，竞选期间与共和党“同舟共济”，上台后政见分歧和路线差异立刻凸显。其二，共和党团并非铁板一块，里面包括建制派、温和派、极端保守派和比极端保守派更极端的茶党背景的“自由连线”成员，他们之间也分左中右，特朗普医保法案的破产主要还是建制派和“自由连线”从不同立场出发拒绝支持、两头堵截的结果。再就是，特朗普“逢奥巴马必反”，从医保到环保倡议、金融监管再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大举推翻奥巴马“政治遗产”，挑战民主党价值底线，招致民主党人极端愤懑，“道不同不相与谋”，坚决不配合，至少目前还看不到党际功能性合作的迹象。
事实上，政治极化现象是近些年美国日趋尖锐的政治社会现象，积重难返。“特朗普现象”在2016美国大选期间的兴起本身就是“政治极化”加剧的表现，表明美国蓝领工人阶层对政府和体制没能在全球化进程中保护其利益累积了强烈不满，负面情绪渗透到了美国政治的核心部—总统选战和共和、民主两党基本理念冲突当中。如果说奥巴马时期“政治极化”的主要分界线在于两党政治的互不兼容以及此种现象对政治效能的拖累，那么特朗普时期“政治极化”的主要矛盾则转化为蓝领阶层通过两党政治途径为维护自身利益与既得利益阶层展开的斗争。特朗普作为靠煽动民粹上台的领导人在执政过程中又不得不遵循一些传统的政治规律，将会发现他自己日益陷入各种政治对立的夹缝而在关键议题上寸步难行，“百日新政”期内遭遇的种种挫败对他的执政生涯来说或许只是“开味前菜”。
医改议题失败后，特朗普与国会的协调难点和利益摩擦点还有很多，今后一个阶段将突出表现为预算之争。特朗普的多数竞选承诺是要花大钱、减财收的，包括减税、大兴基建、终结自2011年以来国防费连年下降趋势并加强海军建设、美墨边境筑墙等，没有国会支持就是“无米之炊”，而美国仍处在“减赤大交易”期内，府院围绕财政经费问题的苦斗困扰了奥巴马政府的整个后半段，特朗普亦无法幸免，在从今夏到明春两个休会期之间将被尖锐的谈判占据大量精力。
特朗普与国会关系一个值得密切关注的潜在引爆点是“通俄门”调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自今年1月起就展开了对特朗普团队“通俄门”的跨党派调查听证，至今没有偃旗息鼓的迹象。
今后，特朗普推行各方面政策将更加注重国内政治影响，一切以国内政治为先，以确保共和党赢得中选、自己保持对府院州的全面控制，减少首个任期后半段的施政阻力。由于2018年中期选举中，国会参院将换届选举33个议席，其中属于民主党的有23席位，共和党8席，独立政党2席。这就意味着民主党选举形势极其凶险，几无可能缩小对共和党的劣势，只能寄希望于在众院改选中放手一搏。不过最终起决定作用的仍是特朗普的执政表现，如其在接下来的一年多里犯下严重错误，政策极不受欢迎，不能排除共和党丢掉众院控制权。从此意义上讲，特朗普将会处在一个更加矛盾的执政心理中，既希望多成事，又怕做错事，而这种左右为难首鼠两端恰恰增大了犯错的风险。
特朗普将会更加重视与国会的沟通，通过“美国优先”“政治行动委员会”（PAC）推动建制派切实担起责任，帮助总统进行国会和民意沟通，同时加强做“自由联线”成员选区工作，削弱极端右翼在国会的影响力，减少自己施政在本党内部遭遇的抵制。但当国内政治斗争达到新的热度，无论其以跨党派、共和党内矛盾激化还是白宫内斗升级的形式表现出来，“通俄门”等“定时炸弹”随时可能被引爆，置特朗普于极其被动处境，甚至危及他的执政地位。（晓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