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话语的理论悖论
诚然，公共外交实践下的国家形象塑造是国际政治中由物质理念到知识理念转变的重要表征之一，并且这种知识取向有进一步深入发展的趋势。这种发展趋势对于推动国际关系领域、公共外交领域的理论发展也产生了进一步的积极作用，但目前公共外交中的国家形象塑造，从理论上来讲仍然存在需要我们深入反思的问题。
首先，在符号选择、象征目标上存在着趋同。虽然各国在国家形象塑造过程中的叙事选择存在差异，但象征目标无疑都要彰显本国在政治上是民主自由的，在经济上是蓬勃发展的，在科技上是推陈出新的，在文体成就上是成绩辉煌的，在生活上是多元包容的，等等。为了达成这样的象征，所选择的符号也大体上是趋同的。这就折射出一个重要的问题，符号与象征的这种趋同性是否证明了目前的知识话语只是将既有的政治乐观主义披上了知识的外衣？
现代化以来，现代性成为一个关键词。尽管现代性这个关键词在理论上存在着不同的表述，但其内核的组成部分无疑包括了经济发展、工业现代化、政治制度上的民主自由等。国家形象塑造过程中所要表达的象征正应和了现代性的内核，所选择的符号也是为了表现一国的现代性。如果国家形象塑造过程中的知识选择与建构只是作为物质因素的烘托而存在，仍将物质因素看成是全球认同的基础与核心，而没有直接从认同本身进行思考，那么是否这种知识取向只停留于表面？
其次，我们说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将国家假定为同一化、同质化的，而没有问“谁是国家”，忽视了构成国家的民众，那么现下各国在国家形象塑造过程中，在符号选择与象征目标上的趋同是否只是注重到了国家是由既具理性也具感性的人组成的，但却同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的理论思路一样，将不同国家内部的民众，假定成了同一化、同质化的？
从知识取向的角度来看，将不同国家的民众假定为同一化、同质化的现象，是将知识限定在了表象性知识（representation knowledge），而没有注意到背景性知识（background knowledge）。根据秦亚青先生的分析，表象性知识是来自理性人对世界的客观观察、抽象思维和真实再现，不以地域环境文化等具体地方性要素为转移。寻求普世性通则的做法，就是受表象性知识影响的集中体现。而背景性知识是指无意识的、非表象的、无以言明的知识。背景性知识是长期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地方性和具体性等特征。
在塑造国家形象的公共外交实践中，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政治理念、不同地域的民众，其共享的背景性知识是存在差异的，因而简单地用同一化的符号表达同质化的象征的做法，从理论上来看显然有悖于现实中背景性知识的多元性。考虑到背景性知识的多元性甚至冲突性，本文第二部分所说的叙事方式的选择在不同背景性知识的受众中传播效果也会不同。官方叙事与民间叙事、内部叙事与外部叙事、综合叙事与单一叙事、描述性与推断性叙事之间效果的对比会因受众群体背景性知识的多元化而产生数学上排列组合式的优劣变化，而非“一般认为”的民间叙事、外部叙事、综合叙事和推断性叙事更具优势，这也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议题之一。
综上所述，我们讨论了国家形象塑造中的知识取向及反思。尽管我们尚无法探究和总结受众群体的多元背景性知识如何判定，以及如何将国家形象塑造过程中的符号、象征和叙事更加多元化、丰富化以适应不同受众群体的背景知识，但从理论上来看，却引发我们思考知识、权力与多元性之间的关联。从法国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开始，思考了知识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在国际政治实践中，约瑟夫•奈同化性权力或者软权力的提出，也使人们开始思考知识和权力是如何相互塑造的。公共外交如今正成为各国政府关注的重要方向，公共外交的着眼点主要放置在了知识的选择与建构上，国家形象塑造就是一个较好的例证。但只是注意到了知识与权力的联系还不够，还需要进一步对知识本身的多元性进行关注，从而将公共外交的研究层次进一步细化与深化。也许，伴随着我们对公共外交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知识、权力与多元性能够成为考察公共外交的重要理论视野。
王文奇：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