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告诉我们，冷战后美国亚太政策的发展演变是有着跨选举的延续性、连贯性的。冷战后美国的亚太政策是一个延伸的曲线，随着美国国力和国际形势的变化逐步加大对亚太地区的关注和投入，有关进程尽管因其它方向的重大事件而发生延缓甚至搁置，但未曾倒退和回缩，总体不断推进强化的轨迹，并且战略聚焦度逐渐向中国身上汇拢。
老布什时期，美国仓促应对冷战终结导致单极秩序突然降临的巨变，战略焦点放在欧洲、中东一线。1990、1992年发布的两份东亚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分阶段裁减美国在亚太驻军、同时重新安排与亚太各国安全关系。1991年至1992年美军撤离菲律宾。对华，重点收拾八九风波对中美关系造成的冲击，总体保持接触，不以中国为战略威胁。
克林顿政府推行以欧亚大陆为中心、太平洋和大西洋地区为两翼的“参与-扩展”战略，地缘战略扩张与价值观输出携手，在此框架下调整亚太政策。为此，克林顿提出“新太平洋共同体”概念，确立美国亚太政策的政治、安全、经济支柱。具体而言，加强与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接触和对话，进一步发展与非盟友国家关系，开始缓和与越南、朝鲜等“敌对国家”关系；确认印度的美国“天然盟友”地位，实现了美国亚太政策与印度洋的连通；积极扩大与亚太重要国家特别是盟国的军事安全交流，加强在前沿国家的军事部署；力促亚太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拓亚洲新兴市场。
小布什政府上台之初一度摆出以中国为“主要地缘战略挑战”将美国全球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调整的架势，然而“9·11”事件的发生迫使其对外政策聚焦反恐。小布什第二任期，美国对亚太的政策投入有所恢复，议程排位仅次于反恐和中东政策，但仍犯下忽略东南亚的“战略错误”。
奥巴马政府调整美国全球战略的布局，一方面结束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在中东尽量避免直接卷入武力冲突，另一方面自2011年开始以军事安全、经贸、多边机制、美式民主价值为支柱实施“亚太再平衡”。“再平衡”的本质是重新配置美国在全球的战略资源，大幅增加对亚太地区的关注和投入，事实上开启了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进程，并且取得实质性进展。有关进展主要体现在军事和政治领域。军事上，确定了在2020年前将60%的海军舰艇和海外60%的空军力量部署到亚太的目标，以及“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联合概念”作战思想，并完成以重新取得军事设施多点准入权、投放濒海战斗舰、增派导弹驱逐舰等为主要特点的前两阶段实际部署，进入旨在将包括F-35第五代战机、P-8反潜侦察机、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升级版在内更多最先进武器装备派往亚太并大力发展新一代战略轰炸机、无人驾驶潜水装置及太空和网络新技术的“第三阶段”，“以确保美国在这一区域内维持最高军事水平”。政治上，调整对缅甸、越南的政策，在东南亚大挖中国墙角。
特朗普对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总体持否定态度，不过外界需要理解的是，特朗普对“亚太再平衡”的批评并非指向美国将过多资源投入亚太地区，而是认为再平衡的方式过于宽泛、松散，没有找准方向和重点，声高而无效，浪费了美国的资源和信誉。在经贸问题上，特朗普极力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是依托一个基本认识：美国本来就是亚太经贸关系的主导者，无需“重返”，在经贸问题上行事的重心应是正面狙击不公平贸易，而非绕开不公平竞争搭建新的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