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当傍晚时刻，游客渐少的时候，漫步在香山幽静曲折的小道上，想象历经两次劫难的静宜园瓦砾遍山的场景，可以想见，当年国人面对此景定是悲恸不已吧。但此大恸却也促成了一种珍贵的反思：学习西方，仅学到其器物层面的船坚炮利是没有用的，要想中国强大，必须也要学习西方的现代政治、思想和文化。
这一认识迅速蔓延全国上下，形成国人的共识。
鲁迅在《<呐喊>自序》里这样写道：“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鲁迅的这一心路历程，代表当时众多有识之士的想法。在这些人中，有一个人与香山有着深厚的渊源。他就是《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
英敛之，满洲正红旗人，受康有为和梁启超影响，早年积极参与维新。戊戌事变后有感于“但言变法，不能变心，之所以无济也”，他开始以唤醒民众意识为己任。他认为“变心”最好的方法是让民众都能读书看报，以文字开启民智。于是在1902年在天津创办《大公报》，以“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
辛亥革命后，英敛之因身体原因，逐渐退隐香山。但退隐后的英敛之仍以办学的方式继续其“开启民智”之事业，先后在香山创办了静宜女子学校和辅仁社（辅仁大学的前身）。此外，他还协助熊希龄创办了著名的香山慈幼院。
1917年，华北多省发生大水灾，致六百余万人受灾；灾后有大量的孤儿无人认养。熊希龄、英敛之等人因故受托创办了香山慈幼院。
于1920年正式建成的香山慈幼院，拥有从蒙养园（幼稚园）、小学、中学，到中专职校、技工学校和大学预科的完备的教育体系，推行学校、家庭、社会“三合一”的教育理念。并设董事会、评议会等西式建制，邀胡适、李大钊等著名人士任评议员，以评估教学成效。
此外，为让孩子们亲近自然，慈幼院建有动物园和植物园，还提供田地让孩子们体验农业生产劳作。可以说，香山慈幼院既是一所慈善学校，又是一所新式教育的实验基地。
这所中西结合的典范之作在当时赢得了巨大的声誉。1929年，前来访问的美国记者团惊呼这处幼儿园“较之美国所办幼稚学校有过之无不及”，甚至预言如能够继续办下去，可“作将来世界幼稚教育之模范”。
由此可见，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国人，先搞洋务运动，失败后又学西方思想和制度，成绩不可谓不大。实际上，从教育、交通、科学、医疗到文学艺术，在各行各业他们都创造了不菲的成果，为中国艰难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无奈，生逢内忧外患的乱世，没有一个国泰民安的大环境，一切皆如风雨中的危楼，随时可能会坍塌倾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