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把“美国贸易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主要贸易伙伴的“汇率操纵”等不公平的“重商主义”手段，将中国锁定为头号竞争者和挑战者，不可避免地要对中国、墨西哥等国摆出对抗姿态。然而，尽管美国总统享有比较大的贸易决策权，但从法律意义上讲并不具备对外发动全面、系统性贸易战的充分授权，因此总体预计，特朗普将执行强硬的对外贸易路线，大的贸易战未必有，局部的贸易摩擦不会少。最有可能的是，特朗普政府在一个特定时期内不惜冒遭受外国贸易报复的风险，选择钢铁、汽车、化工等传统重化工业领域和知识产权分歧对外密集发起单边单项调查或多边诉讼，单方面采取征收惩罚性关税之类的措施，把对象国逼到谈判桌前，重构贸易条件。
特朗普任命纳瓦罗为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罗斯、里基茨任商务部部长、副部长，莱特希泽为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里根时期作为贸易副代表曾深度参与处理美日贸易摩擦）。这几个人都支持对外增加贸易限制，也都严厉批评中国，他们的被启用释放出特朗普政府准备重塑美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意向。然而特朗普的更广义的经济团队成员---包括金融监管改革顾问伊坎、国务卿蒂勒森、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科恩、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却是全球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他们将在特朗普政府内部对推行极端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构成牵制和平衡。
特朗普执政初期，美国梳理对外贸易关系的重点不会放在商谈缔结新的贸易协定上，而是将重审过去几年已签署的协定，重点重审《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重审”并不等于立即废除、彻底终结，而可能是退回双边渠道重谈，对奥巴马政府已谈成的实质内容进行修订、增补，在此基础上换个名头重新缔结，改头换面为特朗普政府自己的成果。当然，即便这确是特朗普政府的真实想法，也需得到已做出重大让步签署TPP的其它国家认可，需要面对将高得出乎特朗普预料的行政成本和声誉代价。TPP是奥巴马政府历时6年谈成的，其他11个成员全力支持、寄予厚望，特朗普政府如全盘放弃，将损害美国在盟友伙伴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这与特朗普团队声言的“重新以负责任的方式担负起对盟友伙伴的承诺”相背离。
特朗普政府不会真的退出被他在竞选期间称作“有史以来最糟糕协议”的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那是美国对外贸易圈层的内核部分，墨西哥和加拿大分别是单个国家意义上的美国第三、第二大货物贸易伙伴（美国商务部2015年数据）。扬言退出很可能只是重新要价之前摆出的威胁性姿态。特朗普可能指示下属争取谈判NAFTA的“升级版”，着眼通过关税以外的手段，比如增加环境、劳工、电子商务等方面的条款，以提高墨、加两国特别是墨西哥的制造业成本，挤压对方对美国的贸易优势，但加、墨两国也将因此获得谈判解决其在木材、糖、土豆等产品对美出口和公共采购等NAFTA生效22年来遗留关切的机会。
特朗普重整美国对外贸易的设想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主要是出于美国对外贸易逆差长期居高不下对赤字的负累和整个国家产业“空心化”的现实威胁。然而，美国对外贸易面临的真正问题并不在于遭遇了不公平竞争、失掉了整体利益，而是在全球产业链的作用下产生的贸易利益分配不均。美国从对外贸易中赚得的好处更多地集中到从事贸易活动的公司企业手中，而不是更多地惠及普通民众。这种现象成为助推特朗普当选的关键因素，然而当特朗普转入执政轨道，用不了多久就会转化为特朗普自身面临的压力，他的“贸易重整”或许可因一些制造业项目的留下或回归以及在某些涉外贸易争端当中的逞强表现收取一时之效，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终将归于平庸。
特朗普的贸易逞强路线激起了外界对“逆全球化”的深切担忧。当发展中国家需要继续享受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和群体工业化不断升级带来的繁荣和希望之际，美国作为经济全球化引领者的退却将严重损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然而正如退出一种国际秩序比加入它还要难，在全球产业链已将各个经济体无论大小穷富紧密联结在一起、交通电信等互联互通技术日新月异、网络经济活动空前普及的今天，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动力仍在发挥作用，整体性的逆全球化是不可想象的，在发达国家内部兴起的更多是对“公平全球化”的诉求，这种诉求构成贸易保护主义卷土重来的政治土壤。
也许，特朗普反对的并非经济全球化本身，而是民主党执政期间过于激进的自由贸易主义政策，这种激进源于民主党政治精英们对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的停滞和新兴市场在货物贸易领域的崛起忍无可忍，他们决定绕开世贸组织，单组少数国家“小圈子”商谈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劳工和环境标准等因素合在一起的“高标准”自贸协定，为达目的不可避免地在农畜产品、汽车零配件、服装鞋帽制品、医药产品专利保护、金融服务等领域做出了实质性妥协，并且在各种谈判过程中对华盛顿国会山和华尔街密不透风如铁桶，在美国国内触犯了众多行业利益，引起反弹也是必然。特朗普所要做的可能是复归相对保守的全球化策略，这种策略将恢复以双方为主、多边为辅的模式，其具体样貌还远不够清晰，有待持续观察。
特朗普要在经贸问题上拿中国“开刀”的意图越来越明确，已非仅是取悦于支持者的“竞选策略”、“竞选语言”。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确已站到十字路口，其复苏的可持续性和就业的再扩大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与中国市场的再平衡、再配置；特朗普就职后施政重心在国内，为显示执政能力和路线正确，必须在经济领域用最短时间拿到尽可能多的公众可见的“成果”。从此意义上讲，经济议题将是特朗普执政第一年中美关系的主要摩擦点。特朗普将最先在经贸领域向中国“开价”，如得不到满足，则会选择其它领域露出“獠牙”。如果特朗普政府谋求改变中美经贸关系的“路径依赖”，从“你造我买、你借我花”转向“赢者通吃”，那将打碎两国关系发展赖以维系的“压舱石”。
中美关系中的资本规律已在运作起来适应新的政治变化。特朗普明白中美关系对双方乃至全球经济的重要性，知道一旦挑起全面贸易战，推动美国经济增长3%以上的目标将很难实现，因此未必真敢与中国打全面贸易战。他也不会无视来自中国的投资和商业合作机会，这种机会就存在于中国日益崛起的电子商务、全球卓越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和企业如饥似渴的赴美投资需求中。特朗普要抓住来自中国的机会，最需要破除的是美国国内根深蒂固的政治戒心，收敛其限制中国产品输美的膨胀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