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缘
2015年10月5日，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传来诺贝尔奖的消息时，屠呦呦和全国人民一样，正在享受“十一”假期，是老伴在电视中听到后告诉了她，屠呦呦竟然听错了，还以为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奖项……
诺贝尔奖像一座光环，一下子把公众的目光吸引到她的身上。人们发现，此前网上关于她的报道也不多，有限的报道中，屠呦呦的名字总是和“青蒿素”连在一起。提到青蒿素，要从青蒿说起。
青蒿，在我国南北方是很常见的一种植物，科普读物上描述：“属菊科，一年生草本，原产于我国，后被许多国家栽培。”就是这株貌不惊人的小草，倾注了屠呦呦一生的心血，屠呦呦也为青蒿赋予了新的生命——从中提取的青蒿素，成为挽救生命的神奇药物。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专业的屠呦呦被分配到当时的中医研究院（后为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之后又被选派系统学习中医。中西兼备的知识结构，奠定了屠呦呦在青蒿素研究中的特有优势。“两年半的培训让我发现了中医的奇妙和可贵，以及站在人类和宇宙高度的哲学思辨之美”。屠呦呦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时的中国正在遭受可怕疾病的侵袭。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我国大范围疟疾爆发，发病人数超过1000万，1970年发病率高达平均每万人就有296.1人患疟疾，是新中国成立后发病率最高的一年。在越南战场上，1965年驻越美军的疟疾发病率高达50%，越南人民军的疟疾病员超过战场伤员，疟疾成了战场“杀手”。美国成立了疟疾委员会，到1972年，美国华尔特里德研究员就已筛选了21.4万种化合物，依然没有得到新结构类型的抗疟药。
鉴于防治恶性疟疾药物研制的紧迫性和艰巨性，1967年我国启动了抗击疟疾等流行病的秘密科研工程，并将召开会议的时间5月23日定名为项目代号——“523”。之后，全国7个省市、几十个单位、600多位科研人员参与其中。攻关迅速展开，到1969年，筛选的化合物和中草药多达万余种，但结果并不理想。
当时只是研究实习员的屠呦呦，凭借着过人的中西医知识和科研能力，被选派为科研组组长，加入了抗疟队伍，从此一生结缘。
“战场”
从上万种的化合物和植物中寻找新药有效成分，难度可想而知。屠呦呦从本草研究开始，收集整理文献、典籍，查阅群众献方，请教中医、老专家，仅仅3个月，就收集了包括内服、外用、植物、动物、矿物药在内的2000多个方药，其中就包括青蒿。
到1971年9月，屠呦呦和她4个人的团队，筛选出了200多个中药样本，但对疟原虫的抑制率都不高，研究陷入困境。路往何处走？“看典籍，看医书。”从一摞摞被翻阅得烂熟的古籍文献中汲取灵感，在字里行间中发现思路。这时，北京中药研究所发现，青蒿对鼠疟原虫抑制率非常高。
当读到《肘后备急方》中“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论述时，屠呦呦意识到其中有她需要的东西。结合此前试验结果，她的思路清晰起来：用乙醚代替水提取青蒿素，温度最为重要。
这一方法成为发现青蒿粗提物有效性的关键。新的研究方案设计出来了，接下来又是连轴转般的筛选实验，直到1971年10月4日，191号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样品，在一双双急切的目光中诞生了“奇迹”——对疟原虫抑制率达到100%。
然而，提取物在动物和临床实验中效果并不理想，抗疟效果不稳定，毒副作用严重。这时，云南、山东的研究工作出现转机。1973年，云南省药物研究所研究人员发现“苦蒿”的有效单体，在动物试验及人体试验中效果出奇地好。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也从本省一种蒿类植物中提取到有效单体，表现同样出色。
因为云南季节不适宜，大队人马来到四川，令人惊喜的是四川的青蒿其青蒿素含量竟高达千分之三，远高于其他地区的万分之三，一批青蒿素由此制成。
时隔不久，云南耿马爆发了恶性疟疾。患者对上一代抗疟药物氯喹抗药明显，青蒿素临床实验紧急展开，疗效令人惊叹。青蒿素完全能够治愈恶性疟疾，效果堪称神奇，且安全、低毒、起效快。
此后，青蒿素成为抗疟战场上的“常规武器”。青蒿素全新的化学结构，更是打破了西方药学界的断言。现在，青蒿素系列抗疟药已经在20多个国家注册，列入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基本药物目录，被认为“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使一亿多人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