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递中国价值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人口大规模流动是社会变迁和文化发展的催化剂。尽管在中国传统中，安土重迁一直是埋藏于人们心底的文化基因，但是数千年来，波澜壮阔的移民大潮仍不时发生。从“永嘉南渡”到“靖康南渡”，从“江西填湖广”到“湖广填四川”，发生在广阔时空的人口流动，加速了地域文化的融合汇通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进程，也使长江文明带成为一条名副其实的移民文化带。
湖北麻城的湖广移民文化公园
“衣冠南渡”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南京秦淮河畔的乌衣巷，狭窄幽静，历史悠久，如今是游客必去的网红打卡地。诗人刘禹锡所说的“旧时王谢”，指的是晋代王、谢两个豪门大族，两家不仅出了王导、谢安等名臣能相，更有王羲之、谢灵运等文化巨擘。这两大家族，便是西晋末年“永嘉南渡”的移民。
结束了三国鼎立局面的西晋，好景不长，前有“八王之乱”，后有“五胡乱华”，加之灾荒并起，“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永嘉五年(公元311年)，都城洛阳沦陷，晋怀帝司马炽被俘，王公士民被杀者3万余人，宫内珍宝财物和宫女被掠，宫庙官府和民房被烧，十分惨烈，史称“永嘉之乱”。
“永嘉之乱”使北方的官民十分恐慌，中原世族大批南渡，百姓也跟着逃亡，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衣冠南渡”之潮。“衣冠”即指中原文明，“衣冠南渡”就是中原文明的南迁。“衣冠南渡”的人口，据历史学家的估算，约有90万。大批北方流民沿着大运河、汉水南下，涌入江淮、两湖之地，其中以今天江苏等地为最多。
公元317年，司马睿在南渡士族与江南士族的共同支持下，在建康(今南京市)称帝，建立东晋王朝。南京在三国时期即是东吴政权的都城，自东晋至南朝宋、齐、梁、陈，都城均在南京，史称“六朝”。
第二次大规模的“南渡”发生在中唐时期，即“安史之乱”之后。在一些史学家看来，“安史之乱”不仅是唐代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且是中国古代史上一次重要转折。此前，中国经济文化的支撑偏重于北方黄河流域;此后，经济文化的重心则在一定程度上向南转移。
“安史之乱”发生后，中原士民为避战祸，纷纷举家南迁。李白在《永王东巡歌》中这样描绘：“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史籍中也记述：“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可见，“安史之乱”后的北人南迁，又是一次对长江流域的大规模移民潮流。
这次的移民潮，移入地不仅有江淮、江汉，还有川蜀之地。唐玄宗避祸入蜀，也引得大批北方士民迁蜀。四川是天府之国，历史上一直是富庶之地，又相对安稳，许多北人入川之后，就定居下来。
虽然唐王朝的政治重心并没有因“安史之乱”而转移，长安城依然是都城，但是这一次的“南渡”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北方经济文化的凋敝和南方的勃兴，为江南发展奠定了经济和人文基础。
“靖康之难”则是第三次大规模的“南渡”移民。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攻破宋都汴京，次年二月掳徽、钦二帝北返，北宋王朝覆亡。赵构称帝，建立南宋政权，随着金兵南下，被迫南迁，最终定都临安(今杭州市)。
正如朱熹所述：“靖康之乱，中原涂炭。衣冠人物，萃于东南。”备受战争之苦的北方百姓纷纷南下，“高宗南渡，民之从者如归市”“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其几千万人”。
“靖康之难”后的迁徙大潮，似乎规模更为庞大，而移民的区域也更为广阔。时人记述“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长江流域自西至东，几乎都是移民的迁入地，甚至福建、广东等地，也有大批北方移民迁入。
宋室南移，以杭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经济文化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高潮，四方士民商贾辐辏，意味着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完成。长江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巩固强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