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北京大学皇家园林燕园雪景。中新社记者 苏丹 摄
80年代
1977年，高考招生制度恢复，学科体系开始重建。对于知识的渴求，以及思潮的不断碰撞，成为了很多人对最初那几年的主要印象。
80年代开始了。有人后来回忆，那是一个跟一二十年代很像的时期，种种思潮从国外涌进来。北大的学生开始了出国的热潮，想要去外面看看世界是什么样子。毕竟，思想压抑的日子已经太久。
1978年，戴锦华考入北大，成为中文系的一名本科生。与许多旁观者的印象不同的是，戴锦华的大学记忆伴随着叛逆和幻灭。她经常逃掉本系的一些课，疯狂地阅读，旁听别系的课程。乐黛云的比较文学，汤一介的道教课，林庚的楚辞竹简等等，都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她看来，乐黛云的比较文学研究深深地内在于“五四”文化的精神，又自觉地尝试超越之上。
“我从来不觉得我们有一个黄金时代，或者是黄金时代失落了，我不觉得是这样，在每个时代我们面对不同的挑战，面对不同的困难和迷惑，然后北大或者我身边的这些老师，我觉得每一次他们(都在)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回应。”戴锦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相比之下，我们是从造反有理的文化当中走出来的，渴望建立新的知识谱系和文化秩序，渴望社会再度秩序化和学术的规范化。”
很快，学科体系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1982年，北大率先恢复政治学、宗教学和社会学等人文学科。1985年，北大成立经济学院，恢复了院、系、科的架构。与此同时，经济管理系成立，这是光华管理学院的前身。
1984年，陈平原进入北京大学，作为中文系第一批招收的两名博士研究生之一，成为了著名学者王瑶的学生。对于时代的情绪，陈平原有着直观的感受。“80年代以前太不堪了，起点太低，所以大家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感觉。但是80年代中期以后，大家期待越来越高，社会不能够满足这种期待，学生们也会有自己的痛苦。”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道。
陈平原记得，当时博士制度刚刚确立，没有那么多规矩和外界的诱惑，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师傅和徒弟，相互之间的关系很密切，不只是学术上的交流，导师也会针对学生的性情，给出针对性的建议。
1985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的面世，给陈平原带来了不小的学术声誉和关注度。有朋友邀请陈平原去湖南开会，但是王瑶建议陈平原沉下心来，好好读书，以后有的是机会。“人在某种特定的状况下会不太清醒，当老师的责任就是在学生不太清醒的时候能给他一个警示。”陈平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没有围墙的校园
在陈平原的印象里，80年代，最优秀的文科学生会选择北大中文系，但是到了90年代，情况开始转变，优秀的学生开始流向经济学院、光华管理学院和法学院。这是学校内部的一个现象，却多少反映出整体社会环境的变化。
1991年，许秋汉进入北大社会学系，见证了时代的转型和风气的转变，他是北大“地下校歌”《未名湖是个海洋》的作者。许秋汉痴迷音乐，罗大佑、黄霑和崔健的作品陪伴他度过了高中和大学，那些愤怒和疑问曾让他心有戚戚，校园里的草坪文化则给了他许多难忘的记忆。
临近毕业，许秋汉听闻北京市出台了一项政策，要求当年毕业留京的高校学生交纳城市增容费，这让他觉得很是气愤，“感觉像是对待垃圾一样”。为此，他创作了歌曲《长铗》。“长铗归来乎，士可杀不可辱，从今后对酒当歌，乐得逍遥回故乡。”硬朗的歌词与慷慨的曲调呈现出现实困境中的文人风范。
那时候，校园民谣开始流行，唱片公司找上门来，许秋汉便制作了音乐合辑《没有围墙的校园》。因为拒绝迎合商业和市场，歌曲中很少有感伤的姿态和风花雪月的情调，最终没有引起多少反响。
这些直接由北大学生进行创作的民谣歌曲，作为特别的时代症候，呈现出特定时期的微妙情绪。巴特尔在歌曲《回乡偶书》中描述社会的变化，“越穿越潮的牛仔裤是紧绷在大腿上，原来的董校长如今已经商。”陈涌海在歌曲《废墟》中念道，“我是典型的无话可说者”。多年以后，陈涌海弹着吉他豪迈地唱起《将进酒》的视频爆红网络，被称为中科院“摇滚博导”，但年轻人们并不了解他的过往。
后来，许秋汉选择游戏人生，散漫依旧，音乐变成了私人的爱好。现在，他担任《博物》杂志主编，在鸟兽虫鱼里找到了新的天地。“很多想说的不知道怎么说，后来发现也没什么好说的。”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道。
1993年，北京大学推倒了南门外一段约600米的围墙，并在此基础上建设了25000平方米的商业街，与中关村融为一体。这是改革开放之后，内地大学“破墙”的最初尝试。科研开发和市场开拓相互结合，一些有影响力的学校企业就成立于这段时期。
同一年，经济管理系与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合并成立“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担任院长。一年之后，工商管理学院正式更名为光华管理学院。厉以宁在80年代直接参与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论争，他所提出的理论对转型时期的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北大经济与管理学部主任张国有是光华管理学院成立时的副院长之一，见证了北大商科的恢复与兴起。他出生于1949年10月，“文革”结束那年，从北大经济学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并留校任教，教授“工业经济”。改革开放后，他与一些同事们经历了知识的转轨，在80年代开设企业管理课程。
“形势的发展激发了工商管理的需求，部分教师由经济学向商学转轨愈加迫切。1978年改革开放，企业自主、引进外资、股份机制、市场经济、全球化等扑面而来。商务管理、商学研究刻不容缓。”张国有在回复《中国新闻周刊》的邮件中这样说。
90年代，光华管理学院成立后，学生规模不断扩大，新的知识方法也汇入进原有的教学体系。据张国有介绍，原来的三个教研室逐渐发展到现在的7个系，其中国民经济学、企业管理是国家重点学科。
时代主题的悄然转变，继续影响着校园内外的日常生活和情感方式。戴锦华在1993年重新回到北大任教，对这片校园的变化感到惊讶。“回来以后就发现北大也时尚化了，但大家对学术和新思想的热爱还是延续的。跟围墙倒了一样，北大也是在变的，如果一个不变的北大也就不是北大了。”她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作家许知远的感受与此不太一样。1995年，他进入北大计算机系专业。中学的时候，他便读过张中行的回忆散文《负暄琐话》，很为30年代北大校园里那种散漫的风格与气息打动。进到学校里之后，他却发现有些事情已经变了。
“那时候也是对学校有些失望的，没有自己期望的那么有个性和理想主义，但是也是正常，因为在90年代末北大还是有种气氛的，有些重要老师在，比如钱理群。”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钱理群曾批评北大等高校正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个人主义的思想倾向变得更加普遍，并走向了自身的反面。“几十年的非政治化的过程，最后就造成了某种程度的非社会化，就是大家丧失了对社会的关注和敏感度，这可能就是历史的诡计吧。”戴锦华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
当现实中的北大无法及时对社会形态和时代主题的变化作出有效的回应，作为精神家园的北大便不断后退，成为沉默的远景。后来，钱理群在一次演讲中提到，“现实的北大对于我是越来越陌生了，因此我需要将心中的北大推到远处，成为一个永恒的记忆，一个永远给我带来温馨的梦，尽管明知其虚妄，却好像鲁迅之故乡之于他的记忆，愿意被它哄骗一生，并时时反顾。”
未完成的使命
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迎来了一百周年校庆。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校庆典礼上发表讲话，宣布“为了实现现代化，中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 此后，教育部决定在实施“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重点支持部分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简称“985工程”。在最高学府的百年庆典上宣布这样宏大的教育规划，似乎再合适不过了。
从那时起，“一流大学”的目标让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许多高校开始了不断的集体冲刺，它带来的积极影响当然值得称赞，但问题也在不断出现。曾经困扰过那些北大先驱的命题在当下仍然成立，那就是，如何面对西方，确定自我的道路，又如何接续传统，回应当下。
新世纪伊始，北大加大了体制改革的力度。2003年12月，第一批入选“985工程”的名单公布。就在同一年，感受到内在焦虑的北大校方开启了聘任制度改革。这次改革被认为过于激进，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讨论。学者甘阳提出质疑，认为北大的人事改革过于看重西方教育背景，是文化不自信的体现。
2014年，“燕京学堂”计划同样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是一项为中国国内和国外的学生开设的一年制“中国学”硕士学位项目。时任英语系主任高峰枫公开撰文，将这个项目称作“校中校”，有碍教育公平，并对所谓“中国学”提出质疑。另一位教授则将这项计划归因于北大近年来对于“国际化”的刻意追求。
2003年人事改革时，林建华是当时的校长助理，十多年后，他成为了新一任的北大校长，改革的脚步仍然没有停下。去行政化与教育独立，本土化与国际化，教育公平和资源分配，人文学科的建设发展，都是许多人真正关心的问题。
“我说得迂回一点，自然科学以及医学这二十年在北大发展，状态很好，但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很不均匀，其实有些是受制于整个大的环境，所以发展的时候会有一些波折。这样就行了，就不要再说很具体了。”陈平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另一个问题则来自于时代。从百年校庆到百廿年校庆，二十年的时间过去了。高校扩招曾引起人们对于北大教育质量的担忧，互联网的大潮进一步消弭了这个校园和社会的边界，同时也意味着时代的喧嚣对这片校园的影响更深了。但沉得住气的人一直都在。“你生活在那个时代，幸与不幸都在那个地方，营造一个自己能够把控得住的小环境，对一个人来说，不管你是从政经商还是做学问，都是很重要的。”陈平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青年数学家许晨阳的办公室位于未名湖北岸的一座仿古式庭院中，国际数学研究中心就坐落在这里。不远处，便是如织的游客，庭院却显得幽深。近几天，院子的一部分区域正在整修，机器的嘈杂声一直没有停歇，但许晨阳和他的同事们并没有受到多少影响。在此前的一次报道中，这里被形容为“数学国”。
“数学的确是出成果的周期比较长，但是如果你能把环境生产的这种噪音给过滤掉的话，还是可以concentrate(集中注意力)的。当然，这也不是很容易的过程。”许晨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办公室里有些杂乱，黑板上可以看到一些数学公式和符号，那是常人无从进入的隐秘地带。许晨阳在1999年进入北大数学系学习，后来赴美留学，2013年，他回到北大，加入硕士导师田刚所在的北大国际数学研究中心。
近年来，许晨阳在基础数学的核心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得到了国际学界的认可和社会大众的关注。值得一提的是，1999级和2000级的北大数学系培养出了多位顶尖的青年数学家，包括许晨阳、张伟和恽之玮等，他们被称作北大数学“黄金一代”，已经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
这些新一代的青年学者有着他们的先辈难以比拟的天然优势，他们也在用各自的方式回应这个时代。不断变格的精神脉络，在传统与未来的相互映照下，让人们得以重新对表，将未完成的长跑继续下去。
蒋梦麟自传《西潮》中记述了一个独特的细节。在西南联大的时候，蒋梦麟身处乱世，自叙平生，想起了北京知识分子的一个特别“仪式”：在北平担任校长的那些年里，早上起来，常常可以看见红木书桌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轻沙。拿起鸡毛毯子，轻轻地拂去桌上的尘土，还有笔筒和砚台上的灰尘，竟让人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快乐。然后，一天的读书生活便开始了。这个细节成为了一种对北大乃至中国知识分子精神脉络的隐喻。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学问的传统不会消亡，它总是等待着，被重新擦拭一新。
(《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1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