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北京大学未名湖。 中新社发 李慧思 摄
死水投石
1923年，北京大学25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曾经举行过一次民意测验，内容涉及救国方法、外交关系和重要人物。在问到国内的“大人物”时，有473票投给了孙中山，陈独秀和蔡元培分列二三位。
陈独秀和蔡元培作为北大的两个关键人物，其行事风格和思想主张有着明显的差异，他们为北大精神的内在张力打下了最初的烙印。如果说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那么蔡元培则是舞台的搭建者和花园的奠基人。
早在1912年担任教育总长的时候，蔡元培便已经开始了他对于现代教育体制的设想。不久，他在中国公学的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讲，强调“学子须以求高深学问为唯一之怀想”。同年10月，他主持起草《大学令》，提出建立评议会和教授会制度，后来，这成为北大“教授治校”的制度基础。
1916年秋天，蔡元培接到时任教育总长范源濂的邀请，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北大当时被看作是一个烂摊子。据顾颉刚回忆，那时的北大“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一些家境优渥的学生，“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在这样的节点，蔡元培不顾旁人的劝阻，选择接受邀请，借此践行长期以来的教育理念。
多年以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在评价“蔡元培神话”时，不禁感叹一个人的学识才情与时代的要求竟然如此配合默契。“处此新旧转化之际，没有不可逾越的边界，也没有不可挑战的权威，乃‘尝试’各种新制度的最佳时刻。”他这样论述道。也正是混沌的时代症候，让一个学校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让大学的精神因此得以显形。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来到了北京大学。据顾颉刚记述，校工们排着队，站在门口，毕恭毕敬地向他行礼，他却一反历任校长的惯例，“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个躬”，让在场者大为惊讶。9日，他发表就职演说，强调求学的宗旨，不为“做官发财，”大学的目的，乃是“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接下来，蔡元培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就任不久，他仿照德国大学的建制，停办工科，重点发展文理科，并着手创建评议会制度，评选出10位评议员，“制订和审核学校的各种章程、条令，凡大学立法均须经评议会通过。”他希望北大可以像柏林大学那样，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崛起产生推动力量。同时，他裁撤了不称职的教员，选聘有真学实才的有识之士，包括胡适和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据当时的学生罗家伦回忆，蔡元培的改革“震开了当年北京八表同昏的乌烟瘴气，不但给北京大学一个新灵魂，而且给全国青年一个新启示”。蒋梦麟则做了一个有趣的比喻，“如果你丢一块石子在一池止水的湖中央，一圈又一圈的微波就会从中荡漾开来，而且愈漾愈远，愈漾愈大。”
很快，众多新旧知识分子聚集在这个当时唯一的国立大学之中，他们在地域、学术背景和教育经历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最终却迸发出更加具有活力的文化生态。如同沉寂已久的泥潭被重新搅动，这场变革开启了对既定价值的重估，国外思潮的汇入让封闭已久的文化传统有了自我更新的可能。
陈独秀将《新青年》带到了北京，还是学生的罗家伦和傅斯年则在1918年10月创办了新潮社，并刊印《新潮》，与《新青年》彼此呼应。那时候，学校里陆续成立了很多这样的学生社团，包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无论新旧，学校都提供了空间和支持。
自由讨论的风气在那时也开始形成。罗家伦和傅斯年等学生都喜欢阅读国外著作，常常在宿舍互相辩驳，争个不休。讨论的场所也包括钱玄同的国文教员休息室和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室，学生和老师之间“没有客气及礼节等一套，大家到来大家就辩，大家提出问题来大家互相问难。”
当然，改革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恰恰相反，它经过了不断的调整与加码，其后果有时也超出了改革者的预期。而在时代的碰撞下，思想文化的火花不断激发，终于变成了政治的火焰。
许多年以后，学校官方在追述北大精神传统的时候，将对高深学问的刻苦钻研与敢为天下先的社会责任看作是引以为傲的两种脉络，然而在一百年前的历史现场，两者却并不是并行不悖的。校方与学生之间，以及知识分子群体之间，更多的矛盾与分流生发出来，或是产生新的凝聚力，汇拢在更大的潮流之中。
1918年5月，在罗家伦和傅斯年等人的提议下，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2000多名院校师生前往总统府请愿，反对“中日防敌军事协定”。蔡元培不赞成学生的做法，写信辞职，表明态度。最终学生选择道歉，挽留住了他们的校长。多年以后，蔡元培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
一年之后，更大的浪潮开始形成。蔡元培同情自己的学生，在运动爆发的前两天，还在号召大家“奋起救国”。新文化运动的深化和兼容并包的校风给了这些学生足够理性和宽阔的视野，而当民族问题激化的时代关头，他们敏锐地捕捉到了社会情绪的征兆，并借助义愤甚至狂热的推动，实现了对政治生活的直接参与。
1919年5月8日，蔡元培再次写信辞职，并出走北京，希望通过这样的做法，平息官方的愤怒。但出乎意料的是，他的辞职本身又成为了学生进行抗争的一部分，北大的教授们和其他高等学校的校长也加入了进来，由此形成了连锁反应。
此后，蔡元培委托蒋梦麟主持北大校务。1920年，在五四运动一周年之际，蒋梦麟和胡适联合发表《我们对学生的希望》。文章先是肯定了学生运动的积极作用，并将学潮归因于“变态的社会”和失范的政体制度。而后，文章转变话锋，指出学潮的非常态性质，列举了频繁罢课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并希望学生们可以将精力放在学问研究、团体活动和社会服务上去。
资料图：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慈济寺山门遗址。中新社发 李慧思 摄
“北大精神”
还是回到1923年。建校25周年纪念会其实是一场“预谋”已久的活动，最初起意是在1917年。当时，蔡元培等人表示，希望北大能在未来的五年里迅猛发展，到25周年校庆之时，便可以有值得回顾和庆祝的成绩。
美国学者魏定熙在其著作《权力源自地位》中写道，1917年的那场临时纪念会“充满了试图为大学加强一种新的身份认同的象征意味——这正是蔡元培所重视的。”通过确立校徽，并制作校歌，发表演说，校方试图构建更加稳固的集体价值和象征资本，尽管当时的校歌并没有被广泛接受。
此前，新文化运动曾改变了北大的精神气质，五四运动更是为北大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但到了20年代初，新潮已经开始回落。1922年，蒋梦麟公开发表文章，感叹教育和思想所面临的困境，“数年前勇往直前的精神，为沉闷不堪的空气所包围，好像一轮红日，为黑沉沉的云雾所围绕。”一年之后的25周年纪念会上，北大师生纷纷加入到讨论中来，回溯历史和建构传统的尝试因此有着现实的落脚点。
时任总务长兼代理校长的蒋梦麟发表了题为《北大之精神》的演说。他被看作蔡元培衣钵的继承者，在演说中也重申了“大度包容”和“思想自由”的精神。但同时，蒋梦麟也承认了这种精神特质的副作用，“能容则择宽而纪律弛，思想自由，则个性发达而群治弛。”他最后告诫听众，要“整饬纪律”。
一些学生的表述则显得更加激进。学生领袖、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之一朱务善在《北大精神》中提到，“总而言之，北大精神是科学的平民的非宗教的非干涉的，而其尤足令人佩服不止的，还是当仁不让之‘干’的精神。”另一名学生余维一则撰文写道，“政府如国家的头脑”，而“本校如国家的神经”，“倘若神经失了作用，头脑也会成一个空壳，不能生半点作用。”
此后数年，北大所处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仍在发生变化。无论是北洋时期暴政的阴影，还是国民政府时期党政对高等教育的干涉，又或者是经济市场的没落，都在影响着北平的学术与思想空间。北大的许多知识分子意识到了自己的无助，选择离开北京，南下上海，那里拥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自由的文化市场。
1928年，南京成为国民政府的首都，北京改为北平，降为特别市。在这次政权更迭的前后，政府都采取了措施，对高等教育体系进行重组和改造。无论是张作霖政府的“京师大学”规划，还是国民政府试推行的大学区制，都试图将一贯桀骜的北京大学纳入到一个更加可控的体制之中。最后凭借师生的抵制，北京大学才得以保存下来，暂时渡过了危机。只不过，学风环境和教学秩序还是受到了很大的损害。
1930年年末，蒋梦麟正式担任北大校长，施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提出了“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方针，整治此前曾提及的“群治弛”的校风痼疾。他早就意识到，不断的学潮与罢课已经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原本用以“自卫”的“武器”，也可能成为“自戕”的工具。
这位在任时间最长的校长自比舵手，在民族危机加深的“过渡时代”，致力于调和北大的学术风气与精神状况，“把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后来，他在回忆中说道，经过一系列的改革，“教授们有充裕的时间从事研究，同时诱导学生集中精力追求学问，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漩涡的北大，已经逐渐转变为学术中心了。”可以说，北大精神在他的手中又得到了修正和重塑。
学者张中行在1931年进入北大学习，见证了当时北大的学术风气。他在写于80年代的散文集《负暄琐话》中，回忆了接触过的许多学者和当时的校园生活。在他的印象中，学风中既有散漫的一面，又有严谨的一面。自由和包容的风气还是很浓的，学生有时候直接站起来提问或是反驳。他提到，“这是红楼的传统，坚持己见，也容许别人坚持己见。”有教授在考试中故意刁难持不同意见的学生，张中行指出，“这位教授违背了红楼精神”。这种精神和传统直接指向了蔡元培所提倡的“兼容并包”和“思想自由”。
但面对“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北大的知识分子也在试图寻找回应的方式。“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北大历史系兼任教授的傅斯年组织编写《东北史纲》，并完成了第一卷。他是五四运动发生时的学生领袖。在这部堪称“急就章”的著作中，傅斯年援引史料，还击日本学者“满蒙非中国领土”的论调，尽管也有学界同行对他这部著作本身的严谨性表示了质疑。
相比之下，学生的回应则更为直接。1931年事变发生后，两百多名北大学生组织示威团，准备奔赴南京，要求政府行动起来。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北大的学生参与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张中行的恋人杨沫本来一直在北大旁听，后来接触了左翼思想，与张中行分手，走上了革命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