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一名学生披着雨衣骑过北大未名湖畔。中新社发 张浩 摄
南渡北归
1942年12月10日，昆明下了一场雪。联大总务长、北大教务长郑天挺与张奚若、钱端升等教授一同商议，向当局申诉，说明昆明的物价情况。郑天挺在当天的日记里记载，这天的雪很大，一片一片地落下来，恍惚间仿佛身处已经沦陷的故都，自从南渡长沙，西迁昆明，还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郑天挺进入市区，到联大处理学校事务，远处的隀山落了雪，这样的景象也让他想起北方下雪之后的样子。
十天前，郑天挺刚刚收到消息，大女儿已经进入沦陷区的“伪北大”，成为了西洋文学系的一名学生，这让他很是欣慰。当时，他的几个孩子都还留在北平，父亲在西南边陲坚持办学，弦歌不辍，子女们则在日寇的占领区艰难度日。
转眼间，离开北平已经五年了。1937年夏天，七七事变爆发，故都即将陷落。9月，北京大学奉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南迁长沙，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组成临时大学，这是西南联大的前身。三校校长组成筹委会主持校务。从师生数量的占比来看，清华大学占据第一位，北大其次，南开最末。而在具体的管理上，校长蒋梦麟大部分时间都不在昆明，虽然引来傅斯年等人的批评，但为清华校长梅贻琦管理西南联大腾出了空间。蒋梦麟在1943年给胡适的信里也为自己辩护，“不管者所以管也”。原本担任北大教务长的郑天挺成为了联大总务长，许多北大教授也直接参与了联大的管理。
三所高校能够相互包容，共济时艰，同时坚持民主管理和教育独立，这是联大得以维继和取得成功的关键。而在学术和教学之外，这些知识分子们办刊物，发表文章，酝酿和引领思想潮流，或是直接参与议政，为抗战和建国提供建议和主张，将西南联大从一座西南边陲的教育机构拓展为具有重要地位的政治中心。
冯友兰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曾写道，联大“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学者谢泳在评价西南联大时也说，在这所学校，“教授治校、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已成为公认的价值标准”。这些原则和价值与五四传统一脉相承，蔡元培在二十年前投下的那颗石子，在战乱的泥潭中仍然留下了精神回响。
而在西南联大之外，五四传统也进入到政治的领域。1939年，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领导下的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共同规定5月4日为青年节。毛泽东写下《五四运动》一文，将这场运动形容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后又将其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
由此，五四运动成为国共双方共同借助的政治资源，借此调动青年群体对于抗战的积极性，但同时，双方也在试图将这场运动纳入到各自的话语系统中。内战时期，人们对五四运动的解读则偏重它的民主内涵。
由于北大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对五四精神的阐释和借用影响着人们对于北大精神的理解，特别是在1949年之后，五四传统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甚至将新文化运动也收纳进自己的框架之中，北大精神也被重新编码。
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
1948年12月17日，准备已久的北大50周年校庆因为时局的变化而草草收场，校长胡适此前拒绝了国民政府关于学校南迁的提议，却还是在最后一刻登上了南京方面派来的飞机，离开了北平。学校里的大多数教授则对即将发生的变化保持了乐观的心态，选择留下。这几乎成为了北大及其精神传统的一道分水岭。
一年之前的9月，胡适还在提议，政府应该制定“争取学术独立十年计划”，在第一个五年里办好五所大学，使之成为世界“第一等地位”，第二个五年里再培植五所大学。在他的这个“世界一流大学”设想中，首期的五所院校，排在最前面的便是北大。
而在50周年校庆之后，政治和时局早已不同以往，对于大学作用的认识，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1952年秋天，教育部在高等学校教师思想改造的基础上，结合“苏联模式”和“延安经验”，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原本拥有六个学院，调整之后仅剩文、理两科，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也被撤销。
对于北京大学来说，变化还体现在空间地理和历史脉络上。作为教会学校，燕京大学被打散，并入其他高校，北京大学则取而代之，从城内的沙滩红楼搬至西北郊区的燕园。从此，它不再处于政治中心，而是退向更偏远的区域。
北京大学的校庆日原本是12月17日。1947年，5月4日被定为校友返校节。从1953年开始，返校节和校庆日合并，“五四”正式成为北京大学官方叙述的精神原点。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曾在《读书》杂志上刊文，提到“生日的确定，本来只是考据问题，一旦转化为价值判断，过分追求‘思想深刻’，反而可能出现令人尴尬的局面”。
1951年，时任北大校长马寅初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表示“必须按照国家的需要，彻底地调整院系，改革课程，改进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而要达到这一目的，一个最主要的关键，就是要……自觉自愿地进行了思想改造”。
在进行思想改造的过程中，北大的精神传统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北大法学院院长钱端升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到“要承继‘五四’的光荣传统，我们教师们首先应当分清‘五四’运动的革命思想和‘五四’右翼分子的反动思想。”
胡适仍然关注着中国大陆的动向。他写道，“许多我们的朋友公开否认北大的传统，这是在日本铁蹄之下都没有经过的苦痛。我们那些老朋友，在思想改造时期，被迫作土地改革，自我批评，而且要所有群众来批评‘自我批评’。”
50年代末，作家杨沫创作了小说《青春之歌》，描写了女主人公林道静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转变，其主题被认为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有关。小说中的北大学生余永泽被描述为自私庸俗的形象，其原型则是杨沫曾经的恋人张中行，他曾在北大读书，深受北大精神的熏陶。就这样，原本充满张力的北大精神以一种别样的方式被编织进意识形态和主流话语的谱系之中。
1957年5月，“大鸣大放”时期，北大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质问北大的共青团代表选举不够民主。大饭堂的墙上也贴出了一首名为《是时候了》的诗，“我的诗是一支火炬，烧毁一切人生的藩篱。它的光芒无法遮拦，因为它的火种来自——‘五四’！”很快，一些学生尝试办刊物，叫作《广场》，提出要对过去习以为常的价值和结论进行重新估量，这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价值重估遥相呼应。
但“反右”开始后，北大成为了重灾区，连很多学生也被划为“右派”。《是时候了》作者之一沈泽宜不得不作了《我向人民请罪》的发言。学者严家炎那时候刚刚成为中文系副博士研究生，原本躲在图书馆读书。“但进入5月下旬，就不一样了，卷进浪涛里了。”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
后来，中文系教授谢冕和费振刚合作编写了一本中文系55级的纪念书籍，把那段夹杂着光亮与晦暗的时期称作“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
1966年，“文革”开始了，北大成为了这场动乱的前哨。这一年的8月，毛泽东为这所院校题字“新北大”。很快，北京大学被“文革”席卷。北大一贯敢为人先的作风终于走向了它的反面。
那段动荡的时期让严家炎难以忘怀。“文革”开始的时候，他被批斗，要求“靠边站”，后来被安排在圆明园和北大附小，与“黑帮爪牙”一起劳动。
政治的风雨让所有人无从躲闪，但还是有人在时代的振荡中找到了自己的园地。陈平原后来听导师王瑶说起过，“文革”时期，北大中文系教授、古文字学家裘锡圭依然在想办法坚持做学术，白天去五七干校劳动，晚上做古文字研究。只不过，这样的例子并不多见。“文革”结束之后，教学秩序尚且可以短时间内恢复，但精神传统层面的破坏与失落是无法估量的。
后来，在北大校史的官方叙述中称，这段时期虽然历经磨难和动乱，但依旧做出了一些成绩，主要体现在理工科。1967年，北大化学系、生物学系与中国科学院有关单位协作，对猪胰岛素晶体结构的测定成果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1973年，北京大学电子仪器厂合作研制出中国第一台每秒运算一百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