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次地克制情绪，但从没压抑住
书写这本“日记”原则只有一点——要快。一开始，张体军在瓦砾里能发现遍地的文物，后来，该清理的清理、该焚烧的焚烧，他们肉眼所见的文物越来越少。
碰上被砸烂的汽车，张体军和同事就使蛮力，从螺丝处把焊上的车牌掰下来。回来时，顺手再捎上压得比笔记本还要薄的点钞机。石雕碎了他们抱起碎块就跑，不远处的废墟堆上还有人一边哭，一边徒手试图刨开瓦砾。
一次，他乘坐的车辆在山间行驶时，余震突然袭来，同车队的第五辆车被砸中，张体军眼睁睁地看着，滚滚而来的石块瞬间吞噬了一台车。
他会半夜突然做梦吓醒，感觉地震又重新发生了一次。父母后来才从电视里得知了儿子的动向，老两口也不敢说他，只拐弯抹角地求儿子一定注意安全。
10年过去了，张体军很少回忆这些细节。
博物馆开馆的那天，他负责把文物从库房送到馆内，一度累到“脚都迈不开、人也坐不下去”。自打那之后，他就不怎么愿意进馆了。
“感触太多了，这个事情你没办法用正常的思维去面对。”这个70后男人眼眶有些红了，他指了指自己的胸口，“还是个心结”。
他很清楚自己不敢走进博物馆的原因——太真实了，真实的一面也许是力量，另一面则是沉重的包袱。
博物馆的入口处，“汶川大地震博物馆”几个大字是用钢筋编织而成的。那些钢筋都来自地震灾区损坏的房屋。它们中的很多根，张体军亲手摸过、搬过。
讲解员赵紫荣也不愿轻易走进地震博物馆，尽管，她来这里工作不到一年，还只是个24岁的四川姑娘。10年前，正在睡觉的赵紫荣被同学拉出宿舍，傻愣愣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后来，当她从收音机电视机断断续续得知灾区的消息时，眼泪就停不下来了。
“我没办法做到心平气和。”有时候听身边的四川游客说起灾区的事情，赵紫荣就在一边强忍眼泪。
一个游客指着博物馆墙壁的灾区实拍照片说，自己跟随单位前往灾区救援，废墟里传出隐约的呼救声，他们跑过去，隔着缝隙给幸存者传递食物，鼓励幸存者等待救援到来。话没说几句，余震突然来了，废墟一阵响动，那人的声音越来越弱。
最后，声音消失了。
同行的女性哭了，赵紫荣的眼泪也跟着掉。
“就是一次次地克制情绪，但从没压抑住。”这个年轻的讲解员用这句话总结了自己的工作。
这个90后姑娘说，许多游客在参观地震博物馆时，听过一两个文物介绍后会要求她“快点讲完”。等走过出口的拱门时，阳光洒下，游客突然生硬地转换了话题，她在一旁默默听着也不打扰，她能看出来，“他们都是有感触的”。
也有人听到她介绍地震博物馆时，会硬生生挤出一个笑容，“地震就不看了吧，我们都经历过的。”
检票员胡燕理解那些在入口停下脚步的人。她记得，很多人参观后走出来时面容很平静，但平静之下又有些忧伤，“毕竟过去十年了啊”。
更多的，是“百分之七十的参观者”愿意走进这个博物馆。据胡燕统计，平日博物馆每天都会有三四百名参观者，节假日这个数字会飙升到好几千。
肖波属于那百分之七十。这位博物馆学者很珍惜这栋3000平方米的建筑，“它给了我们一个空间，力求展示真实，可以讨论甚至争论有关地震的一切”。
“博物馆该做的，就是无限逼近历史的原貌。”他并不担心过于真实的“文物”会让观众望而却步，事实上，“观众接受了这里，一参观就是10年，他们的选择说明了一切。”
肖波想到了位于瑞士日内瓦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总部，那里的展览甚至称得上“恐怖”，但来参观的观众依旧络绎不绝，“观众有选择的权利，他们选择了勇敢接受那些伤痛的历史”。
刘小敏能轻易地分辨，那些来地震博物馆参观的游客是否曾和地震产生过关联。曾经的志愿者、幸存者、亲历者、援助者，一旦来到这里，大多会静静地盯着不同的文物驻足观看，刘小敏准备开始讲解，有人扭过头摆摆手，轻声说：“别说了，我都知道。”
不是所有人的明天都会到来，所以，要去做想做的事，要好好地生活
从业8年，刘小敏坦承，一天要绕着地震博物馆讲上好几次，次数多了、时间久了，她的情绪也好像一点点熬干了。
但她始终没能离开这个岗位， “困”住她的是一段关于球鞋的故事。
一次，她带着一群游客参观博物馆时，有人突然在照片墙前停下。照片里，一个母亲正在给遇难的孩子穿上球鞋。游客说，这个孩子一直想要一双耐克的运动鞋，可家里并不富裕，妈妈死活不同意，母子俩为这事儿还吵了一架。
后来，孩子在地震中遇难。下葬前，母亲哭着给儿子穿上了一双崭新的耐克球鞋。
“他妈妈一定很后悔吧。” 刘小敏已经是一个男孩的母亲了，那一刻，她觉得自己“感同身受”。
她接待过很多来自地震灾区的中年人。她一度以为，会在这些脸庞上看到永远褪不掉的伤痛，可相反，许多逐渐苍老的中老年人面容平静，一路跟她絮叨着家长里短。
一位阿姨说，自己以前活一辈子就是为了挣钱养活一家人，买房买车，再供子女读书、结婚、生孩子，像一个轮回。但现在，“看开咯，人这辈子好短哦，哪个晓得明天会发生啥子事情，所以要去做想做的事情哦。”
博物馆的一角放置着曾任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的遗物。10年前的地震夺走了冯翔年仅8岁儿子的生命，震后，冯翔走上了抗震救灾的一线，终日奔波忙碌。但熟悉他的人士说，冯翔一直未能走出丧子之痛的阴影。他写了无数纪念孩子的诗歌文章，却没能捱过一年。2009年4月，他在家中自杀。
有游客说，自己能理解冯翔为人父母的痛，也有游客说，冯翔恨的是没能保护好孩子的自己。这些说法都无法考证了，刘小敏唯一能确定的是，几年后的夏天，在北川新县城，夜幕低垂，散步的人陆陆续续走出了家门。
一切看起来都和过去没什么两样。只是，那些三三两两的人群里，有许多人都推着婴儿车。
“他们不是要忘记曾经的孩子，再生一个孩子，是要把曾经的遗憾弥补回来。这些新生儿是希望、是美好。”她说。
刘小敏觉得自己也变了。过去的她有些“愤青”，凡事都要追求“公平公正”，但现在她觉得，“人活一世，不是所有人都会喜欢你，也不是所有事情都要分对错。”这个年轻的母亲对自己的孩子没有任何要求，她不热衷于报班，也从不拼娃，只盼望儿子“健健康康地成长，做个平凡人就好”。
博物馆的角落里并没有这样浓烈直接的表达，但张体军一直觉得，每一件文物看着看着，都会生出这样的感受。
2008年5月31日下午，成都军区某陆航团92734号米-171直升机在执行运送受伤群众任务中，因突遇低云大雾和强气流，于14时56分在汶川映秀镇附近失事。经过近10天的搜寻，失事的飞机残骸在映秀附近的深山密林中找到，5名机组成员和13名群众全部遇难。
一开始，机长邱光华的飞行日记被运来了，封皮上几个大字还勉强清晰，里面已是焦黑一片。运送人员告诉他，日记是在一堆黑色的残骸里找到的。
之后的日子，飞机的残骸和机组人员的工作及生活用品陆续被运送到了博物馆，有头盔、照片、勋章。
张体军慢慢拼凑起了这群军人的模样，“越想越难受，生命就这么戛然而止了。他们本该有光明的前程啊。”
地震发生那年，他是个有十岁出头孩子的父亲。在一堆飞机残骸面前痛哭的张体军，一点点想通了博物馆开设的意义，不仅仅是要警醒要反思，更多是要唤起无数颗感同身受的心，重拾对生命的尊重和热爱。
一位博物馆专业的研究生说，现在的考古学和博物馆学追求的都是“透物见人”，但实际上这也是博物馆最难做到的，“仅凭文物讲出来的故事终归缺少一点真实性和感染力，很难和观众的生活联系到一起。但地震博物馆毕竟仍然残留着使用者的信息，还保留着生者对这些物件的记忆，我想，这些对观众的触动都会更深”。
飞机残骸和飞行员的随身物品，如今摆放在博物馆二楼的一处尽头，这里也是赵紫荣一定会带游客来参观的地方。
大多数时候，参观博物馆的学生很少开口，但出了博物馆有学生发一条朋友圈：“要珍惜现在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