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着烟纸的碎纸片，变成了60万字的教材
1968年冬天，包括刘经南在内的高年级学生已全被分配或遣散。很多人流着泪烧掉专业书，王之卓却给大家打气：“哪怕将来我们去卖冰棍，冰棍箱子里也要带上书。”
学生走远了，他和夏坚白仍在挥手：“不要丢了专业，不要丢了外语！” 不出两年，武测被撤销，军队接管了校园。
1972年春，政治环境略有改善，夏坚白找来武测一位前同事，共同拟就一份近5千字的建议书，恳请“恢复武汉测绘学院、测绘科学研究所、国家测绘总局”。听说一位前同事打算调去地震队，夏坚白拉着他的手说，“叶先生（指叶雪安——记者注）死了，搞大地测量的人不多啊！你不要走，武测会恢复的，是需要你们的。”
1973年3月，周总理终于作出批示恢复这所学校，夏坚白闻讯后热泪盈眶。但他再也没能踏上讲台。
在师生流散的岁月里，他曾将几位原武测教师组织起来，成立了“业余测绘科学研究小组”，匿名翻译了两本外国学术著作。宁津生冒险加入了小组。
王之卓也在偷偷地编写教材。文革结束后，他掏出一个旧报纸裹着的小包，里面是一叠各种颜色的纸张，夹着游泳牌和飞马牌香烟的烟纸。这些写满公式和符号的碎纸片，变成了60万字的《摄影测量原理》。
早在留学德国时，夏坚白、王之卓及陈永龄就约定：回国后要合力编写教材，“一同做一番事业”。他们是中国最早的测绘学博士，曾靠“中英庚款”一同辗转英德留学。学成回国后，被称“测绘三杰”的他们，在战火纷飞中靠着书信，合作编出了中国第一套大学测绘教材。
宁津生和几位院士接过了老师的事业。每隔一段时间，他们便聚在一起，商讨教材的修订。20年间，《测绘学概论》再版了3次，变成了150多所高校的专业基础课本。
这样下去，大学里就出不了大师了
在给新生的课堂上，李德仁常提起导师王之卓。
这位学部委员曾亲自为李德仁改论文、排章节，将他的论文推荐发表，而且从不署自己的名。出于政治原因，研究生入学考了第一的李德仁，未被录取。文革结束后，王之卓立即将这位学生召唤回校，为他举行专门考试。干过建筑工，种过水稻，扎过钢筋的李德仁，终于在39岁回到书堆中。
靠着老师坐公交去邮局寄出的一封封推荐信，李德仁飞向了更远的学术世界。在德国斯图加特大学，他不到一年半就取得了博士学位。324页的博士论文，取得该校历史最高成绩，评委评价“它解决了一个百年难题”。
有不少外国研究机构挽留他。妻子给“老大不小”的他寄来书信：几十年来你一直在学习，一直在花国家的钱，你还不如一头牛呢，到现在都没挤出一点奶来，现在到了该回国“挤奶”的时候了。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李德仁回到了老师曾站过的讲台上。
2017年10月12日，讲课完毕后，宁津生给同学们签名
和导师一样，李德仁一心扑在教学上。他一口气给本科生开了3门课，给研究生开了一门课，还编出3本教材。
但变化也在一点点发生。评上院士后，李德仁眼瞅着研究经费翻了又翻，原来是几万元，后来小数点往后挪了几位，涨到几千万元。他越来越忙，各种会议、出差，将他的日程表排得密不透风。
当了武测校长后，他离讲台更远了。一位本科生毕业后去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写信给李德仁的夫人说，从没听过李院士的课，深感遗憾。李德仁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接过信后，他心里“很不好受”。
他亲自去了趟酒泉，跑到学生所在单位，给所有员工讲了一堂课。
刘经南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时，每晚仍坚持去实验室。很多人摸清这个规律后，在门口排着长队等他。能留给学生的时间少之又少。
宁津生认为，校长没空上课可以理解，他们的主要任务不是教学，而是“把握方向、服务教师”，归根结底是提高教学质量。
令他失落的是，不只院士、校长，现在甚至连很多最普通的教师，都很难把教学放在首位。决定他们晋升前途的，不再是一堂堂课，而是一堆堆的论文、表格和项目。
“这个评价体系很糟糕，会把高校的教学拖垮。这样下去，大学里就出不了大师了。”这位老校长提高音量说。他怀念起刚进大学的日子，那时所有新教师从助教起步。而如今，在许多大学，博士后进大学直接就是副教授。
师生之间的交往，似乎也淡了。去很多新建的大学城参观时，刘经南感触很深。那些大学都在郊区，修得很漂亮，教室很大气，但一到晚上，就变成了死城，“看不见一个人”。老师都回到城内，学生窝在宿舍里玩游戏。
“感觉老师和学生脱节了，学生变得很孤独、很内向。”刘经南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感慨。
这些变化，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院士课”的诞生。几位院士一拍即合，再次登上了本科生的讲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