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挂号信。苗永军供图
办案时发现制度存在问题
澎湃新闻：您从事了多少年的律师工作？主要代理什么类型的案件？
苗永军：从1999年开始从事律师职业，至今18年了。代理刑事案件居多。
澎湃新闻：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附条件逮捕”这一制度的？
苗永军：2015年3月8日，我和于天飙律师办理内蒙古某银行支行长于某涉嫌诈骗案，在提出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时注意到了附条件逮捕制度，并对这个制度产生质疑。之后我向检察院提出这个问题，但没有受到重视。
澎湃新闻：这是一个怎样的案件？
苗永军：2012年，某银行支行长于某被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以“涉嫌非法经营罪”立案侦查。其后，呼和浩特市检察院审查认为“证据不足”不予批准逮捕。2013年，当年5月呼和浩特市检察院以涉嫌“合同诈骗罪”对于某决定附条件逮捕。
澎湃新闻：在这个案件中，“附条件逮捕”造成了怎样的后果?
苗永军：附条件逮捕之后，按照最高检作出的相应规定，如果证据不足，应该撤销逮捕，但本案最终被直接提起了公诉。我认为，追求实体正义，首先应当坚持程序正义，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保障。
澎湃新闻：您对这个制度存在哪些质疑?
苗永军：1、“附条件逮捕”与《宪法》相抵触；2、“附条件逮捕”与刑事诉讼法相抵触；3、“附条件逮捕”制度本身僭越了立法法授权范围。
澎湃新闻：除了这个案子外，您有没有在其他时候对“附条件逮捕”制度有过质疑呢?
苗永军：在另一案件中，我同样对“附条件逮捕”提出质疑，曾和办案人员说过这个制度不符合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