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富裕，精神富有，两个文明一起抓
台湾编舞家、“云门舞集”艺术总监林怀民先生一直记得这么一幕：
2010年9月3日晚，现代舞《白蛇传》在浙江杭州柳浪闻莺公园演出。演出之前，他很担心，2万多名观众在草坪上席地而坐，散场后该会是多么狼藉？
然而，演出之后，他惊呆了：草地上干干净净，竟然不见一片纸屑！
望着井然散去的人流，这位走南闯北的艺术家连声感叹：浙江民众文明素质如此之高，太难得了！
“高”是怎样培养出来的呢？
2005年7月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作出《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提出大力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等“八项工程”。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说：“今后一个时期浙江能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走在前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文化力量的深刻认识和全社会的文明程度。”
“物质富裕了，精神更要富有。”富裕起来的浙江，时刻不忘以文化人，把物质、精神“两翼齐振”作为浙江腾飞的关键。
——“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杭州许多马路的斑马线前，都竖着一块这样的牌子。每当有行人穿过斑马线的时候，后面的汽车就会自觉排起队伍。
——解决“最后一公里交通难题”。杭州率先在国内构建公共自行车交通系统，无论是本地市民还是外地游客，只要办个简便的手续，就可以免费骑上一辆公共自行车在大街小巷随意穿行。
听音乐到西城广场、看杂技到吴山广场、看越剧到运河广场……每周一次的特色文化广场活动，已经成为杭州老百姓心中的品牌。“多一个广场，少一个赌场；多看名角，少些口角。”
这样去精心播种文明，“最美妈妈”吴菊萍、“最美司机”吴斌均在这一城市出现，你还会觉得偶然吗？
其实，“最美现象”在浙江，早已从“盆景”蔚然成为“风景”——
衢州市人民医院护士林小娟，2011年7月底在庐山景区路遇病人，看到有人跪着在做胸外心脏按压，她没有任何犹豫便迅速加入救护。路人拍摄的“最美护士”的照片一度在互联网上热传。2011年的岁末寒冬，衢州的美名更是随着三位“最美教师”的事迹传遍中国。
而在嘉兴，红船精神影响着每个人。如今，嘉兴市区平均每10名市民就有1名志愿者。“有困难，有需要，说一声，我能办的肯定想办法。”这是私营业主姜宝祥的为民承诺；“如果把社会比作一台机器，那么我们要当润滑油，降低噪声，减少磨损；如果把社会比作人的肌体，那么我们就当益母菌，帮助消化，增强食欲。”这是年过七旬的“老娘舅”杜子鑫的人生格言……
长期以来，农村一直是现代文明相对滞后的地方。如何让精神文明的撒播没有任何死角？浙江的办法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从“千村工程”到“培育优良家风”“培育文明乡风”“培育乡贤文化”，美丽乡村建设不断走向深化。
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离不开载体。浙江在基层文化设施建设方面舍得花本钱。从2013年开始，建设农村文化礼堂一直是浙江省政府的头等大事。
“文化礼堂作为一种新的公共文化服务形式，要想在乡村生根开花，前提是立足乡土接地气。”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葛慧君认为，“农村文化建设，是一种基于对农村和农民的理解、尊重之上的引领，应该源于这块土地上的人和事，应该伴有浓浓的泥土芳香。只有在潜移默化的熏陶中，农民的思想境界才能一步步提升起来。”
目前在浙江，集教学、礼仪、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农村文化礼堂已建成3447家。
杜黄新村是诸暨的一个普通乡村。在村里走一走，墙上是村民自己画的“求知若渴”“卧冰求鲤”等宣扬尊师、孝道等美德的图画；每走几步就有一幅爱护生态的小标语竖在路旁……
的确是这样：提升村民素质，根本是要“文化化人”，使得人有书卷气，村有文化味。氛围形成了，文明也就随之而来。“多少年来，农村吃瓜子抽烟，垃圾都是随地一丢。现在我们像城里人一样，瓜子皮、烟蒂头自觉放进垃圾桶！”安吉县高家堂村村民陈水木自豪地说。
攀登高峰，驾好快车，创新创业永不歇
空间的逼仄，资源的不足，促使浙江人不断地创新：最早允许农民务工经商，最早允许农民长途贩运，最早允许对农民开放城乡市场……
浙江人在经营机制方面率先创新，“最早”带来的直接结果是：第一批个体工商户、第一批私营企业、第一批股份合作企业、第一批专业市场、第一座农民城等诸多“第一”，在义乌人“鸡毛换糖”的拨浪鼓声中、在温州修鞋匠走街串巷的脚步声中，悄然诞生。
面对民间的创业创新热情，浙江各级党委、政府一直予以支持和保护。“山越高越难爬，车越快越难开。”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表示：我们要大力倡导求真务实之风，坚决克服“骄娇”二气，谦虚谨慎，铆足干劲，攀登高峰，驾好快车。
要驾好快车，创新须臾不能停步。
国家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后，“省市县”三级模式一直为各地遵从。而浙江是全国唯一保留“省管县”财政体制的省份。不断创新的省管县财政体制，最终促进了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财政收入规模不断扩大。有了增加财政的积极性后，很多有产业基础的市县选择了“集中力量把一锅水烧开”，集一县之生产要素发展特色产业。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一直占据全国“百强县”近1/3的席位，与此不无关系。
2008年底，浙江省第五次提出“扩权强县”。第五轮改革中，浙江再次把原来很多属于地市甚至省一级的管理权限下放给了全省所有市县，目的是加强县级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此外，浙江对义乌进行了单独试点，除了一些规划管理、资源配置等重大社会管理权限以外，义乌具备了地级市政府所具有的所有权限，成为“中国权力最大的县”。
一架无人遥控直升机在稻田上空扶摇穿梭，机身两侧喷出的水雾绢带般飘向绿毯似的原野……孙梅金正叉着腰站在田埂上看飞机洒药，眯着眼，一脸满足。
年过花甲的他，是湖州吴兴区八里店镇尹家圩村人。这位远近闻名的庄稼好把式一家6口人种了3300亩田。
为了促进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同步发展，浙江因地制宜推动了“土地流转”，目标是：农业资源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村工业向功能园区集中、农民居住向新型社区集中。
由此带来什么结果？村民周桂江正坐在门前的凉亭里歇晌。77岁的他，这样评价眼下的生活：“连我这个岁数的人，随便帮人看看厂子一天都能挣70元。加上政府每个月发的养老金，钞票多得用不完咯。”
据悉，“土地流转”，浙江已远远走在了全国前面。业界这样评价：浙江悄然完成了中国土地的“第三次革命”。
要想社会全面进步，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环境优化、执政管理水平提高，必须三位一体。“经济发展是苗，社会环境是土，执政管理水平是水。只有土肥水活，才能根深叶茂。”这是浙江的经验和做法。
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证明，人均GDP达到l000—3000美元期间，是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阶段，是现代化的一个关键阶段，也是容易出现社会动荡的时期。而在浙江，尽管人均GDP已率先接近3000美元，但“平安浙江”带来的是社会的和谐。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营造和谐环境是我们执政的宗旨”……枫桥镇上的这些标语是对“安全感”的最好诠释。
还在10多年前，浙江便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平安浙江”概念。省委、省政府一方面加强相关制度建设——以乡镇综治工作中心为平台，推进平安工作网络向基层延伸，让综治进村居、进社区、进民企。另一方面，强化宣传教育——通过提高群众素质，让群众自觉遵守社会规范，自己化解矛盾，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为及时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连续10多年，从省委书记、省长到基层乡镇长，定期约访接待群众。省里坚持常年抓“三头”不松懈：抓基层源头，抓问题苗头，抓落实领导责任制的“头头”。
“三头”齐抓，尤其是“头头”带头，“下访制度”出成效便是必然的了。群众这样评价“领导干部下访接待制度”：“干部来下访，群众少上访；下访抓‘三头’，矛盾无出头。”
在“枫桥经验”带动下，浙江各地因地制宜摸索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社会管理经验：舟山的“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温州的“综治八大员”，苍南的“五站式工作法”……这些经验，让邻里的许多矛盾始发时就被化解。
浙江民营经济占“大半江山”。新时期浙江劳动关系出现新情况：一方面，资本的趋利本能在涌动；另一方面，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大多分散在中小企业的劳动者，自我维权意识也在增强。
如何解决这些新问题？浙江又是率先行动。薪酬，往往是引发劳动纠纷的主因。在各级工会的努力下，“企业协商谈增长、行业协商谈标准、区域协商谈底线”的协商模式已在浙江全省推广。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显示，单位GDP的劳动争议受理数，全国为1.9，浙江为1.35；单位GDP的劳动争议涉及劳动者人数，全国为5.59，浙江为2.40。
从全国范围看，浙江的劳资和谐度，明显走在了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