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旅游公司从这个贵州大山的贫困村撤走后，唯独公司挂的牌，几个鎏金大字还烙在村里的墙上。他舍不得拆。
每次离开村庄，他都要路过这块废弃的牌，想起当时的不甘心和遗憾。后来，每一个离开村子要去镇上和县城的村民，都会经过那里，都会看到那块生锈的牌子。
有村民后来找到他，说自己很后悔，恳请这位村干部“再去把那个老板请回来嘛”。说的人多了，安德礼也硬着头皮给老板打去电话，可对方已在邻近的地方重新找到了相似的旅游项目，那时候，已经开始动工了。
他把情况如实告诉了村民，还不忘补上一句，“是你们自己不争气，吓走了一大块肥肉。”
一句一句，他丝毫不讲情面。面对老乡，他恨不起来，却决定狠下心来。
有人嚼舌根说，精准扶贫国家给发钱，自己做不做无所谓，反正国家不可能不管贫困户。这话传到了安德礼耳中。他找到这人，丢下一句，“我再听到这种语言，对你不客气。”
2014年，村子终于迎来了水泥路。可在进村的地方，时不时发生堵车。那里有两户人家的房子太挤，甚至有点像昔日深圳的“握手楼”。两家劝说不下，拆房成本太高，他决定在旁边改道，把2.8米的进村路扩展到4.5米。
有人不同意了，“祖祖辈辈都能过的路，2.8米和4.5米有区别吗？”
“时代不同了。祖祖辈辈的路马车能过就行，我们现在的路不仅要过拖拉机，还要过大卡车，这能一样吗？”他回道。
这个在深圳见识过真正大路的男人，很清楚路的重要。要改道就得迁坟。安德礼找来一圈“见过世面”的村民，组了一个协调小组，负责挨家挨户地劝说。
本来事情都说通了，有一户人家却在施工队进驻时跑去阻拦，大晚上，来到村委会吼，“迁了祖坟坏了风水怎么办？把人克死了怎么办？”
“人如果真死了你给我抬到村委会来，我负责。”安德礼很强硬。
“你就看看哪个法医、哪个医生会出这种证明，说这个人是因为风水才死的。能吗？”安德礼很是淡定。
第二年年初，改道完成。那家不愿扩宽道路的农户最后自己找了施工队，完成了最后一个环节。后来，安德礼见他把大货车开到了自家土地附近，一袋一袋地卸着肥料，他凑上去故意问，“怎么样？这路修得有意思吗？”
有时候，这名村支书也在想，他也许不必如此坏脾气，完全可以像过去的村干部那样，“和稀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可他一遇到事儿，暴脾气还是压不住。
他很清楚，“有些事情，错过了就是一辈子。”
当年在深圳，一个四川南充籍的厨师和他关系不错。为买股票，固定委托安德礼为他排队。
那时安德礼还笑对方，厨师也不是多有钱的职业，时不时就花个几百元买位置，进去还要花钱买股票，这行为太傻太不划算了。股票在他看来，太陌生了，他也不愿意研究，排排队挣钱，挺好的。
后来，厨师炒股挣了钱，买了房，还不止一套。如今，安德礼很久没和他联系了。
还在自行车厂工作的那段日子，一次，有老乡兴奋地跑回来，告诉安德礼，路上有厂高薪招工，排了几百米的队。他一听，换了衣服就跟着出去。可到了以后才发现，那是《深圳特区报》在招聘记者。
排队的人们穿着西服西裤，整整齐齐，最重要的是，要求那一栏写着，大学本科。
那是中学毕业的安德礼第一次如此直观地看到学历的重要，他一言不发，默默地走回工厂。后来，他拿到了中专学历，也慢慢想明白，当年中学毕业后就冲动地跳上火车，也许不是真正的“探险”。
深圳向前迈步的速度越来越快了，似乎没有时间停下来等。他曾代表工厂参加了一场有关工厂安全生产的会议。会上，政府的相关领导说，在深圳，不会用计算机的人将被视为文盲。
这个20多岁的年轻人计划着，回厂后，再好好练练计算器——他把计算器当成了计算机。
他不会的东西越来越多。到了离开那一年，许多工厂都将用工标准提高到了高中学历，他自嘲，幸好自己来得早，不然连工人都不让当。
尽管是主动离开，安德礼却一直觉得自己是被“甩”出去的。回到老家时，看到年迈体弱的父母，年久失修的房子，这个一度月薪5000元、做到厂长助理的中年人突然觉得“这么多年一事无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