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像集体的这个资产，其实那个也是跟你们的切身利益有关系的事儿。
况成中：聋子的耳朵是摆设，那没有用的。
记者：大家有没有那个概念，这个集体企业的钱是集体的？
况成中：没那回事，谁当矿长，矿就是谁的。
村民们虽然多年来对刘大伟的贪腐行为感到不满，但也并不愿意得罪人，不到涉及自己的切身利益，谁也不想出头，这是中国乡村不难理解的一种现实。现在回想起这些，不少村民坦言，刘大伟能够在烈山村横行多年，他们觉得自己也有责任。
况新志：我有时候跟家门口老少爷们说，我讲不要去怪他们贪，不要去怪刘大伟贪。
记者：什么意思？
况新志：有些时候就要怪我们自己老百姓，你看刘大伟在这经营煤矿经营十多年了，你们也看到他大肆地侵吞集体财富，为什么没有人去制止？为什么没有人集体去举报？这样我们就是助纣为虐，我们就是在做这个事情。
张成伟：有几个村民，比较会看不惯想找他事儿的，他给点小恩小惠就把人收买了，就不跟他捣了，说白了还是村民的素质问题，短视。
记者：您觉得村民自己也有问题在这个事上？
张成伟：对，村民自己也有问题，还没有勇敢地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个勇气还没有。
当拆迁涉及自家的房屋、鱼塘时，村民们才感到切身利益被触碰，并因此开始反抗。其实，刘大伟多年侵吞挪用的村集体资产，同样和每个村民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然而，在多年刘大伟一手把持村务，从不公开的情况下，村民们似乎已经渐渐忘记了，集体资产和自己到底有什么关系。
程文浩：百姓理论上讲是非常关注自己的切身利益的，这是一种本能，但他为什么反而显得漠然呢？正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不去公开信息，使得百姓觉得我关注和不关注其实没什么两样，才形成了这种漠然的结果。我们需要反思的就是为什么相关的制度没能起到应有的这种制约作用，使得他能够在这么长的时间内，这么自如地把集体经济化公为私？
记者：您觉得是什么原因？
程文浩：我认为还是要不折不扣地执行现有的制度，就是真正的禁区，禁区就要成为真的禁区，高压线就要成为真正的高压线，而且我们要在过程中尽早地发现问题，而不是他把集体经济掏空之后我们再去把他绳之以法。
一个村官的行为，上级有监管的义务和责任，下级也有监督的渠道和权利。但是，在这个刘大伟把持十余年的乡村，“保护伞”的包庇、当地相关部门对监管的忽视、家族势力在乡村的影响、暴力手段的恐吓、村民自治的失效，各种因素相互交织，使得本应有的各种监督在相当长时间里失去了作用。
如今，刘大伟和多名“保护伞”已经受到法律的制裁，烈山村被刘大伟把持的日子终于成为过去，但是，这一事件留给人们的思考还没有结束。基层腐败问题，不能只靠上级的巡视督办来解决。如何能让制度真正发挥作用，让监管真正落到实处？一个巨贪村官的故事，在引发惊愕与愤慨之余，需要认真解读的还有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