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各种转移、侵吞集体资产的行为，刘大伟给我们的说法是，因为“不懂法”。
记者：转让出去，整个的性质，它从有集体参与，就完全变成了和集体无关的东西，这个性质区别您知道吗？
刘大伟：我们没有这种认识，就是法律知识淡薄，没有相关的这种，没有听取，我的企业有法律顾问啊，就是说操作的时候，可能没有认真地研究法律的这么一种运行的东西，只是从企业的角度，这个可能有点欠缺。
记者：这个金和美它是谁的公司？
刘大伟：金和美其实也是一个空壳，就是放在那，它既没有实际投资，也没有实际动作，也没有实际经营。
记者：我是问您金和美是谁的公司？
刘大伟：金和美它不是谁的公司，谁也没有，它本身就是一个。
记者：那我这么问您吧，金和美和您有关系吗？
刘大伟：金和美，你不能说没有关系，也不能说跟我有关系。
记者：这些年从集体企业里面先后挪用过数额不小的资金，然后用于自己和自己亲戚的各家公司的一些注册、增资，这个是什么情况？
刘大伟：我只是想叫烈山村的企业做大做强，越多越好，我只是有这种想法。经过这一次的这个洗礼教育吧，可能感觉到，这可能就是说你不知当中就犯了罪了，就是你无意当中就把这个事做错了。
所谓“不懂法”的结果，是巨额集体资产通过各种渠道，陆续都变成了个人的。虽然刘大伟做足了逃避查处的准备，但只要真正去调查，他的掩盖和伪装，在事实和证据面前并不难拆穿。需要反复追问的是，一个欺压村民、贪尽村财的村官，为什么能为所欲为十余年，甚至各种光环加身，直到省委巡视组发现问题督办，才最终被调查呢？
在村里走访时我们了解到，由于刘大伟家族势力强大，十几年来，烈山村内部的监督实际上完全被架空。虽然村里也按制度设置有村民理财小组，监督村里的三资管理，但实际上，不论是村民理财小组成员，还是各村办企业的财会人员，都是刘大伟安排的亲属和亲信，刘大伟孩子的舅妈苗思侠就是其中之一。
苗思侠：他安排做理财小组，其实我也不懂理财小组，因为我不会做账，对会计这方面我也不懂。其实就是有时候谁用钱，就给转一下钱。
记者：什么时候转账，这些谁会直接来要求你？
苗思侠：刘大伟。
记者：这个理财小组是要负责干什么的？
苗思侠：我也不知道，反正最后就是他们签字了，我就跟着签一下字。
记者：您理解说当理财小组成员就是跟着签一下字？
苗思侠：我也真不大明白这个事。
由于家族势力绝对垄断，多年来，村集体资产实际上被刘大伟个人把持。集体企业经营情况如何、有多少集体资产，他从不向村民公开。对此，村民们并非没有疑问，但对于敢质疑的人，刘大伟就予以蛮横打压，甚至于动用黑恶势力殴打。而本该对刘大伟进行监督制衡的村两委，也完全形同虚设。
记者：如果说按正常的程序来，这个村里的集体企业，应该是谁来管理？
张成伟：应该是村委会主任跟村里边书记管，两委会管，说白了就是两委会管。
记者：比如你来搞这个矿，那你这个矿里面经营的情况，要不要对村里有一个交代，要不要对村民做一个公开？有规定吗？
张成伟：以前说是有这样的规定，但是一直那么多年来就没亮过家底，村务公开就形同虚设了。
记者：这个局面是怎么造成的？
张成伟：他掌握了实权，资金他管理着，他说了算，还有这个家族势力，再加上上面的保护伞，这几方面综合起来。跟一个脱缰的野马一样，没人管，久而久之就形成这个局面了。
村官，听起来职位不高，但刘大伟案的涉案金额却分明在提醒着人们，一个村官的权力如果缺乏监督，危害之大是惊人的。而刘大伟案并非孤例，近年来被查处并曝光的一系列“小官巨贪”案件，官员职级和贪腐金额之间的强烈反差，都令人触目惊心，也提醒着人们这类案件背后值得关注的共性问题。
程文浩：这几年，中纪委公布了很多基层民生腐败的案例，我发现它里面的共性实际上是非常突出的。他的权力虽然有限，但在当地百姓、在当地范围内，他的权力是有垄断性的。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权力很可能会变成绝对权力，而绝对权力绝对会腐败。很多制度没有认真执行，高压线没有变成高压线，很可能是和上级政府对下的这种监督不力有直接的关系。
小官之所以能成为巨贪，背后往往有当地上级的监督缺失。烈山村村民们就告诉我们，刘大伟之所以能够为所欲为，除了倚仗家族势力掌握了实权，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上面有“保护伞”。而刘大伟案的调查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烈山区原区委书记刘亚、原区委副书记陈振江、原常务副区长董海波、烈山镇原党委书记任启飞等人都与刘大伟关系密切，存在包庇袒护、收受贿赂的情节。其中受贿数额最大的是烈山区原区委书记刘亚。根据调查，刘大伟每到逢年过节，就会以看望刘亚父亲的名义给刘亚送钱，共计行贿38万元。
记者：给刘亚的38万，这个是怎么回事？
刘大伟：我是和他父亲交往，不是和他本人交往。
记者：你和他父亲怎么认识的？
刘大伟：他父亲，因为我姓刘，他父亲呢，也姓刘。
记者：对，你们都姓刘。
刘大伟：对，他一见我就好像有一种那种，就是老人和孩子的那种亲近的感觉。
记者：那你和他是一种什么样的交往呢？
刘大伟：我就是有时候过节我去看看他，没有什么交往，就是一种情感上的交流，有时候我也就带点现金去。
记者：带多少现金呢？
刘大伟：也有一万的，也有两万块钱的。
记者：你觉得逢年过节带一万两万上门去看望是一个正常的交往吗？
刘大伟：这个我不知道说是不正常好还是说正常好。
记者：你认为正常不正常？
刘大伟：我认为是正常的。
记者：那如果说有人逢年过节上门看望您，带个两万块钱给您，您觉得您如果收下正常吗？
刘大伟：那要看个人跟个人之间的交往吧，彼此之间的这种感情的程度要到哪一步。
十几年来，刘大伟费尽心思经营上层关系，除了区里的一把手刘亚，他还向原区委副书记陈振江行贿20万元。当时烈山区区长空缺，传言陈振江要被提拔为区长，刘大伟因此主动上门送钱。
陈振江：他直接到我办公室去的，和他爱人一道。他没说什么，很快，也没愿意坐，放在办公室里就要走，我说你这个钱太多了我不可能拿，他说你用吧没事，就是这种。反正推辞我也推辞了，没推辞掉，就是这种情况。
利益的往来求得了上级的庇护，多年来，对于刘大伟在基层的种种问题，上级部门几乎没有任何监管，而对于村民们的反映，也是视而不见。
纪委陈再军：在我们查处的淮北市的领导干部当中，始终有刘大伟的影子。他就是利用逢年过节、婚丧嫁娶这个时间点去拉拢腐蚀干部，这样的话形成一个利益的共同体，一旦有了什么问题，他寻求上级的一种保护。最后这些干部拉下水以后，也致使了这些领导，在对他的问题上一种漠视，对村民的反映可以说不是太重视，这是他没有及时查处的可能的一个原因。
刘大伟的上级领导不去监管他在烈山村的所作所为，但是，他们却非常认可刘大伟的“能力”。2010年，淮北市里的一条重点公路宿丁路面临拆迁改造，其中不少拆迁范围属于烈山村。当时担任烈山村党委副书记的刘大伟，被提拔为党委书记，负责拆迁工作。主张提拔他的人，是当时烈山镇的一把手任启飞。
任启飞：那条路加宽它有时间上的限制，多长时间就得拆完。因为两边都是商业门面，拆迁的难度比较大。当时的书记和主任两个人就写了辞职报告，说干不下去了，这个时候就把刘大伟推荐上来。
记者：您当时为什么让他来干这事儿？
任启飞：不怕得罪人，反正工作力度比较大。拆迁这项工作也在规定的时间内就完成了。
记者：当时这个时间要求是市里的一个要求是吗？
任启飞：对，市区都有要求，那你任务必须完成。
记者：如果完不成会怎么样？
任启飞：完不成，你想想，不只基层干部，就是我们镇里面你也没法交代。
因为宿丁路拆迁的契机，刘大伟当上了烈山村的一把手，而任启飞也因为刘大伟在这次拆迁中的表现，认为他是个“能人”，继续委以重任。
记者：镇上还有哪些主要的工作交给刘大伟？
任启飞：一个是宿丁路拆迁，再一个就是南湖拆迁。
记者：最大的还都是有关拆迁的事儿？
任启飞：对对，都是拆迁、征地。
对于任启飞来说，拆迁是头等重要也是头等紧迫的事；而对于刘大伟来说，他被上级部门看重的工作能力，也是拆迁。随后而来的南湖拆迁是市里的大工程，又涉及塌陷区，土地界定的难度更大，涉及的利益也更复杂。任启飞当时直接把拆迁补偿款的具体分配权交给了刘大伟。
任启飞：就是比较扯皮、复杂，我们是不好分，就分到村民组，村民组再分到户。
记者：就你们当时是给到村上是吗，是属于这一块整体的资金？
任启飞：对对对，钱给我们，我们就按这个标准，就这一碗水，就这么多面积，然后进行分割。
记者：就我把这个总的款给你，具体的你去完成、你去平衡去。
任启飞：对，因为确确实实，几十年前的事，确确实实它不大好分配。
镇里不是把拆迁补偿款直接补偿到户，而是用这种整体“打包”的方式，交给村里去分配，这样做是否符合规定？我们询问了办案人员。
纪委陈晓华：一般涉及到拆迁，真正实施征收的主体是镇政府。但是镇里认为刘大伟是个能人，给你打包，我给你600万，你只要给我弄好，至于你怎么样开支你怎么安排，镇里我也不要参与。一个图省事，第二个信任，所以说内部不要这个监管了。
记者：这个其实是不合乎程序的。
陈晓华：不合乎程序的。所以说才出现了导致缺少监管，所以说刘大伟一个人说了算。
如此看来，镇里看重拆迁，更多地是关心效率和结果，对于中间是什么过程、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并不在意。虽然这一次，刘大伟再次完成了南湖拆迁的任务，但是，他所采取的暴力强拆方式，却开始引发后续效应。任启飞因为拆迁提拔重用了刘大伟，却也因为拆迁，最终免去了刘大伟的职务。
任启飞：南湖拆迁过后没多长时间，群众反映比较大，当时强拆的几户，去区政府闹事、堵门，我们从稳定的角度出发，就把他给免掉了。我们作为单位的负责人，抓维稳、抓稳定是第一责任。
记者：刘大伟当村支书，你和他合作这几年，如果让你评价他，觉得他最主要的工作成绩是什么？
任启飞：那他就是，主要是干了这几个重点项目的拆迁，但是遗留问题也出来了，不稳定的因素也就产生了。
记者：你觉得产生这样不稳定的因素，主要是谁的责任呢？
任启飞：作为村里面、作为镇里面都有一定的责任。刘大伟这个，只注意看他当时拆迁，虽然工程建设了，但是一些后续的遗留问题，上访问题、稳定问题，还得逐步解决，并且还得在一段时间内，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才能搞好。
暴力拆迁带来的后续问题不仅让刘大伟被免了职，也直接引发了不少村民向上举报刘大伟。2014年，安徽省委巡视组进驻淮北，正值南湖拆迁之后，不少村民向巡视组举报刘大伟，使得刘大伟最终被调查。村民况成中是当时的举报人之一，他因为自己的鱼塘在南湖拆迁中的补偿问题和刘大伟发生矛盾，但在这件事之前，他并没有想过要去反映刘大伟的问题。
况成中：开始都是找鱼塘找鱼塘，最后这个路走不通，没办法，只有告你刘大伟贪污了，把你搞下去，鱼塘不要了，把你搞下去算了。
记者：就是您本意不是想告他贪污，是想说清楚自家鱼塘的事儿。
况成中：对，我不跟你捣这个事儿，捣这个干嘛呢？我还得罪你，你偏偏要搞我，那我没办法了。
记者：在这之前为什么没有想过，那我去反映这些问题？
况成中：我们这些人，作为我们乡下人，你不找我们事儿，我们不找你，我们过我们平平淡淡日子就行了，惹这个事干嘛呢？你也讨不到好。但是这次是把我们惹火了，确实牵涉到我们切身利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