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两党制的国共合作
在对西方议会制度不存幻想后，1914年孙中山再次组成一个忠于他个人的秘密革命党——中华革命党，以完成未竟的革命事业。但因其组织形式及其活动方式都脱离群众，在1916年反袁世凯的斗争高涨的时候，该党并没有站在领导地位发挥作用。尽管袁世凯于1916年6月死去，但其后的中国政坛依然是袁世凯的余脉北洋军阀唱主角。“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的状况，使孙中山极度苦闷。1919年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成中国国民党，试图使其新生，但效果并不明显。正在此时，共产国际和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向孙中山伸出了援助之手。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第一个扎根于劳动人民中间、扎根于被压迫群众中间的政治组织，它强调为人民服务，通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达到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共产党与国民党一样，都有反封建、反对军阀统治的要求。共产国际居中牵线搭桥，最后，国共两党达成第一次合作。当孙夫人宋庆龄问为什么作出这个决定时，孙中山回答说：国民党好比一个就要死的人，这种合作将会加强和恢复它的血液的流动。
第一次国共合作，采取的是“党内联合”的形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当时在国民党内的最高职务是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后来成为毛泽东搭档的周恩来，出任国民党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如孙中山所愿，国共合作确实为国民党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训练了一支党军；发展了基层组织。共产党也登上了更广阔的社会政治舞台，在斗争风浪中受到锻炼，党组织也有很大发展。而且，这并不是以削弱国民党为代价取得的。
国共合作前景一片大好之时，为共和革命奔走40年的孙中山却不幸于1925年在北京逝世，国民党后起诸领袖，无论是胡汉民、汪精卫还是蒋介石，都没有中山先生那种“天下为公”的胸襟气度，因而在与共产党合作的问题上既缺乏足够的诚意，也缺乏足够的自信。当时国民党的理论家戴季陶道出了他们的心病：“以一个大团体当中，包着一个小团体，这个小团体尽力地发挥它的组织力和排他性，旧的细胞是失了活力，新的营养反被小团体尽量地吸去。”
随着打倒军阀的国民革命取得节节胜利，军权在握的蒋介石便“开个人独裁之渐，启武人专横之端”，于1927年4月向共产党挥起了屠刀，国共第一次合作彻底破裂。在形式上完成国家统一的国民党建都南京，成为唯一的执政党，而共产党成为南京国民政府企图剿灭的非法组织。由此，国共两党进入十年内战时期。
而这时，中国的近邻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步步侵略。在内忧外患面前，蒋介石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应对原则，消灭共产党成为国民党及其政府压倒一切的最优先的目标。
与此对照，处于被打压境地、最初也以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为唯一目标的共产党却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视野与判断，提出符合民心的政策与纲领。
1935年，已占领中国东北的日军又制造出侵略华北的一系列事变。寇深祸亟。中日民族矛盾逐渐超越国共两党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转折，并作出了符合民族利益的正确判断。
1935年8月1日，驻共产国际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名义草拟《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史称“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宣言于10月1日在巴黎《救国时报》上正式发表，不久辗转传入国内。
早年曾为无政府主义者、时为燕京大学教授的著名哲学家张东荪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个动向，率先在《自由评论》杂志发表文章，断言“八一宣言”是中国共产党政策转向的标志。
张东荪热情洋溢地欢呼：“这是何等转向，这个转向是何等光明！我们对于这样勇敢的转向又应得作何等佩服！”
中国有句古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用来比喻人事的盛衰兴替变化无常，难以预料。共产党与国民党这一对打了十年内战的冤家，于1937年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再次选择了合作。这也是中华民族“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精神的生动体现。
第二次国共合作与第一次不同，它实行的是类似后来邓小平提出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中国共产党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合法政府，并自认其政府为国民政府的地方政府；国民党则在事实上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存在，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作为直隶于行政院的“中华民国特区政府”。
蒋介石当时想“溶共”。他提出，国共合作，他是最高领袖，国共两党都要听他的；共产党到国民党中来，成为一个共产派。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说：国共两党都不能取消，“只有从联合中找出路”。67
蒋介石对抗战是有功的，但在抗战中他也念念不忘消灭共产党。他说：“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68
但蒋介石的这一目的一直未达到。因为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已不是十年前幼稚的党，这时的中国也不是只有国共两党活跃在政治舞台上，随着民族危亡加深，中国出现了一些新的中间党派，如沈钧儒、章乃器等组成的救国会派，以黄炎培为首的职业教育派，等等。他们在大后方发起宪政运动，不断批评蒋介石的独裁政治，要求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逐渐形成了国共两党之外的民主党派。1939年11月，国家社会党、青年党、第三党以及救国会派、职教派、乡建派等党派负责人及个别无党派人士，在重庆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该会于1942年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又改称“中国民主同盟”。
由于这些党派的存在，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难免投鼠忌器；由于共产党的呼吁，国民党不得不改变“一党独裁”的面孔，在国共合作的前提下，设立容纳各抗日党派的“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
从中国民主同盟的名称来看，与中国共产党的追求不谋而合。正是在1944年9月的国民参政会上，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改组国民党的一党政府、建立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抗日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受到了包括中国民主同盟在内的各民主党派的欢迎。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也敦促国共双方联合其他政治力量建立联合政府，并就此于同年11月在延安与毛泽东达成五项协议。
中国共产党是当时拥有军队和控制区域的党，其在陕甘宁边区等根据地推行“三三制”的政治设计，即：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在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大体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在共产党员超过三分之一时，多的人员就主动退出。这与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统治模式形成鲜明对照，吸引了国际友人和各民主党派方面人士。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对中外记者发表了一个谈话，把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途径归结为“民主”。
共产党追求民主充满了诚意。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国民党方面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方针，承诺避免内战。随后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社会各界对国内和平及民主建国充满憧憬。与此同时，在国内又形成了一股组党风潮：黄炎培、章乃器、胡厥文等组成了民主建国会，马叙伦、王绍鳌等组成了民主促进会，国共之外民主党派的阵营扩大了。
国共之间的和谈仍在继续。中国共产党方面的谈判专家周恩来曾无奈地说，从1936年到1946年的国共和谈进行了十年，他是谈判谈老了。
以后人的眼光来审视这段历史，当时的中国可能形成多党体制，但由于蒋介石“一党独裁”的理念根深蒂固，自恃军队实力雄厚，又有美国的幕后支持，最终向共产党发动了武装进攻。国共谈判也就随着1946年夏天内战枪炮声的响起画上了一个句号。
国共内战的爆发，导致了其他党派的重新组合，中国民主同盟中除了青年党、民社党等一些小党倒向国民党外，其余各党派则采取了抵制的态度，也因此而受到国民党的进一步压迫。1947年10月，中国民主同盟被国民党当局宣布为“非法”，民盟派人去南京交涉，并打算请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从中斡旋，未料司徒雷登直截了当地劝民盟“光荣解散”。以这一事件为转折，各民主党派逐渐选择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中国的政局开始重新洗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