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中国的政党制度，肯定有人要问，二战以后直到今天，全世界除极少数国家外，几乎所有国家，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为什么中国却一直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而未采纳两党制或多党制？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也是每一个对中国政治感兴趣的人士都关心的问题。问题看似很尖锐，道理说来却很简单。简言之，这是历史的选择。近代历史告诉我们：在中国，两党制、多党制运行昙花一现、乱象丛生；国民党一党专制导致众叛亲离、败走台湾；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最终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并还在不断发展完善。
昙花一现的中国多党制
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立同盟会，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积极鼓吹革命思想，成为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在孙中山先生的号召和发动下，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的枪声在中国中部的武昌响起，革命党人发布告示“永久建立共和政体”，随后南方各省纷纷响应。1912年元旦，随着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清朝的统治在革命烈火中土崩瓦解，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就此结束。环顾全球，中华民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推翻封建统治、不设君主立宪、直接建立民主共和制的国家之一。民主共和观念也从此逐渐深入中国人民的心中。
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和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孙中山期望借鉴西方，提出中国应以“世界最完全政党之国”、“英、美先进国为模范”，61 实行政党政治的主张。在孙中山主持下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按照西方的民主制度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实行责任内阁制，允许结社组党。这正如国民党的青年领袖宋教仁指出的那样：“吾党主张将来宪法上仍采用责任内阁制，并主张正式政府由政党组织内阁，实行（际）担负责任。”
在《临时约法》规定的责任内阁制所开辟的政党通向权力的诱引下，无论是革命党人，还是曾经主张君主立宪以及代表封建贵族的政治势力都希望借政党之力来获得组阁权。
一时间，“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党会既多，人人无不挂名一党籍。遇不相识者，问尊名大姓而外，往往有问及贵党者”。中国政治舞台上顿时出现了“组党”热潮。在这场“组党”大潮中，有人记载，形形色色的大小政党达300多个。最重要的几个政党分别是：由同盟会转变而来的国民党，由昔日资政院时代旧议员为主组成的民主党，由光复会转化而来的统一党，以及由清末预备立宪公会和湖北都督黎元洪派军人势力为主的民社联合而成的共和党。
为换取中国北方的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支持革命，迫使清帝退位，1912年2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改由袁世凯出任。袁为了加强自己的总统地位而走向独裁。他把自己的人塞进内阁，攻击新成立的国民党。而为了反对袁世凯的独裁，崇尚责任内阁制的宋教仁希望以多党竞选的办法，限制袁世凯的独裁统治。
1912年8月《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公布，确定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参议院设议员274名，按地域分配议员名额。众议院设议员596名，按人口比例，从各地选民中选举产生。当时22省登记的选民有4000万以上，约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这个比例与西方的早期选举相比也不低。在1912年冬到1913年初春举行的国会两院选举中，形成了共和党、国民党、民主党、统一党四个大政党和一些未并入这四大党的党派和小政团竞争的局面。如此众多的选民和如此众多的政党参加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竞选，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仿佛一夜之间，西方的多党制议会民主就降临在具有2000多年封建君主专制历史的东方国度。
第一届国会选举，国民党赢得国会392席，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实际负责国民党竞选运作的宋教仁曾自负地说：“自斯而后，民国政党，唯我独大。共和党虽横，其能与我争乎？”
宋教仁此时踌躇满志，准备组阁事宜。在国会开会之前，他亲自到长江流域各省宣传演说，为建立责任内阁，实现民主政治大造舆论。其言论风采，倾动一时。
可是宋教仁等人的政党内阁之梦很快就破灭了。没待第一届国会召开，1913年3月，在袁世凯的幕后指使下，宋教仁于游说途中被暗杀于上海火车站。
“宋案”的发生，使孙中山认清了袁世凯假共和、真独裁的面目，随后发动反袁独裁的武装革命，但遭袁世凯北洋军镇压而失败。随后，袁世凯恩威并用，对国民党部分议员进行分化瓦解，在利用国会当上大总统后，就唆使部将通电要求解散国民党。1913年1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次年初，又宣布废止国会。自此，政党政治赖以生存的基础彻底瓦解，其他政党纷纷瓦解。民初的政党政治名实俱亡、寿终正寝。
民国初年的多党制昙花一现、乱象丛生，与政党的自身缺陷有直接关系。它们缺乏具有远见的政纲，民众的苦难和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远没有纳入他们的议事日程。正因如此，一般民众对于“一党一会之胜败”毫不关心。当袁世凯取消国会、遣散议员时，一般民众都成了冷眼旁观的“闲人”。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多党竞争议会内阁的失败就不可避免了。
对于1911年的革命不能建立西方式的多党制，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在他那部历史巨著——《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曾分析指出，一是没有共同目标，二是缺乏政治体制并缺乏人民参与。最后一点且最为重要的是，中华民国向西方借鉴，通过立宪议会和内阁组织政府的想法，是同中国的政治传统脱节的。
作为历史当事人，孙中山在评论中国实行多党制这段历史的时候，曾无限感慨地说：中国照搬外国的多党制和议会制，“不但是学不好，反且学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