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外交曾为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发挥过关键作用，今后也将为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发挥重大作用。支持日本孔子学院的发展是中国政府开创对日公共外交新形式的积极努力，有望建立一条机制化渠道，帮助破解两国人文交流容易受到政治紧张冲击的症结。同时，日本民众现场学习中国语言、了解中国故事和体验中国文化，有利于消除日本媒体片面报道中国带来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改善他们对中国的认知与态度。长期来看，对中国有更客观、更全面了解的日本民众会在工作岗位、日常生活中向同事、家人和朋友传递对中国友好的态度，形成“水波”式的扩散效应。日本孔子学院是散布在日本各地培育中日友好关系的火种，有助于中日关系从当前的动荡期过渡到比较稳定的战略互惠阶段。
日本孔子学院项目重新受到重视的背景
孔子学院是中国从2004年开始推广的一项语言和文化传播项目，也是公共外交的重要形式。中国历来将国民友好视为“巩固中日政治关系基础的重要手段”，因而非常重视日本孔子学院的发展，希望它们能够架起两国民众语言文化交流的友好桥梁。从2005年落地至今，日本已经成立了15所孔子学院和2个孔子课堂。其中，2005—2010年诞生了13所孔子学院和2个孔子课堂；2010—2018年的逆境期只成立了1所孔子学院；中日关系改善之后，日本孔子学院的发展再次进入了活跃期——新成立了山梨学院大学孔子学院， 并且东京地区还有一所孔子学院正在筹建中。日本孔子学院再次得到重视， 大致有如下背景。
第一，中国重视国家形象塑造和软实力建设。一般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由硬实力和软实力组成，前者主要体现在经济、科技、军事领域，依靠诱惑或威胁迫使他国服从，而后者运用文化、价值观和政策等吸引、同化他国以实现预期目标。在跨国相互依存越来越紧密、共同挑战越来越严峻的全球化时代，通过软实力吸引和影响他国变得越来越重要。
软实力思想与中国的战略文化契合，也顺应了和平与合作的历史潮流， 因而受到中国的重视。党的十七大首次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写入党代会报告。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文化软实力，提出了“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还是文化软实力”等重要论述。建设中国文化软实力要有内外两手，一是在国内固本培元，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熔铸核心价值观灵魂，二是在国际上努力提高话语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重点塑造我国的文明大国形象、东方大国形象、负责任大国形象和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中日共同实施的舆情调查报告显示，两国民众对彼此国家的形象认知令人担忧：近些年日本民众对中国持有好感度的比率始终低于15%，而中国民众对日本正面评价的比率也因领土、历史等问题断崖式下跌至5%。可见，中日两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社会基础还十分脆弱，只有通过官方外交、公共外交和民间交流等多种形式促进民众的相互了解与理解，才能走出困境。
第二，中国周边外交和公共外交的需求。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认为，“周边是我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往来飞速发展，已经形成广泛而深入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不过，中国的复兴在客观上带来了周边地区力量格局和利益格局的变化，出现了所谓“两个亚洲”的局面，即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亚洲和以美国为中心的安全亚洲。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制造“中国威胁论”，挑拨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 煽动个别国家在南海、东海等问题上挑起事端，企图遏制中国发展、维持亚洲主导地位。
为了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维护我国的正当权益，新一届领导集体将周边外交和公共外交提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提出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公共外交是重要补充”的全方位外交布局。2013年召开的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主席指出“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提出了“全面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巩固睦邻友好， 深化互利合作，维护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努力使周边同我国政治关系更加友好、经济纽带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联系更加紧密”的战略目标和“亲、诚、惠、容” 的周边外交工作理念。
日本在中国周边国家中具有比较特殊的地位，对日公共外交工作因而受到高度重视。首先，两国有很复杂的交往史，既有友好也发生过敌对。现在，中日经贸关系密切且牢固，但政治关系容易因历史、领土和战略问题而陷入动荡。其次，日本是世界经济大国、科技强国。中日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是东亚地区的两大力量，对地区和全球问题负有国际责任。第三，日本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核心盟友，是美国实施围堵和遏制中国战略的关键支柱，而日本也在借助美国制衡中国的发展，并提升自己在亚太地区和全球的地位。所以，中日都能对对方的国家发展、地区发展和全球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两国需要维持基本稳定的关系，避免仇视和敌对。因此，需要促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友好关系的建立，为两国关系稳定铸造坚实的社会基础。
第三，公共外交是中日关系的助推剂。二战后的中日关系史表明，“以民促官”为特点的公共外交为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发挥了关键作用。双方共同面临的威胁解体后，两国政治关系从友好期进入了比较艰难的转型过渡阶段。这一时期，日本凭借经济实力积极追求摆脱战后体制，希望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而中国也迅速发展并追求民族复兴，东亚历史中第一次出现了中日“两强并存、各具优势”的局面。王泰平在《中日关系的光和影》一书中提到，为了实现日本的战略目标，保守的自民党政府坚持背靠美日同盟的外交路线，附和美国采取对华“围交政策”，既围堵又交往，企图遏制和平衡中国的发展。而且，为了重树民族自信心和国民的爱国热情，日本政府频频在历史教科书、靖国神社、钓鱼岛领土等问题上耍小动作，这些做法自然引起了中国的反对。梁云祥在《日本外交与中日关系》中强调，在“日本挑拨—中国反对”的互动模式下，两国的社会关系严重恶化，两国民众对彼此国家的好感度降至历史低点，甚至形成了“反对对方的民族主义舆论”， “国民情感的这种变化，又反过来导致了中日政府关系的紧张，即中日两国政府都受到了民间感情的制约，在彼此关系上表现得越发强硬……甚至到了面临直接冲突的危险境地，对彼此的国家利益都构成威胁”。
两国政治和社会关系恶化之时，人文教育交流为核心的公共外交再次发挥重大作用，有效地遏制了中日关系的进一步转冷。因此，2008年中日联合声明确定将“战略互惠关系”作为今后发展方向之时，国民间的友好交流也被确立为战略互惠关系的重要支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