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英国殖民者重返马来半岛，特别是1965年新加坡独立建国后，国家认同也逐渐“在地化”，即由原先的母国转向自己所生活的这块土地。在经历了1945年至1965年“指向马来西亚国家认同”的失败后，以李光耀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开始致力于构建新加坡“制度认同型”国家认同。它的认同基础来自于“宪政制度、程序规则、基本人权保障以及公平正义原则”，“它是以制度认同为主，结合文化认同等其他认同而形成的国家认同”。作者认为新加坡的这种“制度认同型”国家认同完全抛弃了以历史文化和族群血缘为认同而形成国家的发展道路，这是在基于新加坡高度多元且并无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国情前提下所做的合宜选择，它大致历经三个主要发展阶段。
第一，“危机生存”时期的国家认同构建。建国之初，由于人少地狭， 资源贫乏以及受到东西方冷战影响，在强邻环伺中能够生存下来显然是新加坡第一要务。国家认同在这一时期不免带有很强的政治实用主义和西化生存原则——政治上倾向西方国家，推行精英治国，坚决反对共产主义，强调执政党建设；经济上则大力推行外贸导向型出口战略，加速现代化建设，促进新加坡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将新加坡打造为东南亚乃至全球经济的重要港口、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
第二，“国家中心主义”国家认同发展阶段。“国家中心主义”是指新加坡各色人等和团体按照一定的方式结成社会组织，并以国家为中心而形成的一种合作体制。简言之，个人和各利益群体都必须围绕国家来运转，人民行动党政府则是这套体制的中心，它也不鼓励通过国家合作体制之外的途径来表达诉求。进而言之，“国家中心主义”超越民族、种族和阶级观念，把“国家”这一原本抽象的政治存在“实体化”，将是否符合“国家利益”树为最高原则和一切行为指针。很明显，在“国家中心主义”之下，国家力量异常强大，社会和个人极易湮没不闻，从而形成“强国家、弱社会”式威权政体。
第三，国家认同创新与调整阶段。跨入1980年代以后，制度型国家认同和实用主义局限日显，或者说在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已到必须从文化层面和价值伦理角度提升至制度型国家认同厚度的历史转折点。新加坡的做法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融合其它东方价值观而建立其实现文化认同的混合价值观，具体表述为：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进；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其三，《研究》也着重考察了经济起飞后新加坡国家认同的变化，以及为了解决“现代化综合症”所带来的各类社会问题而从国家认同角度所做的积极努力。
一般认为，现代化泛指“传统的社会或前技术的社会逐渐消逝，转变成为另一种社会，其特征是具有机械技术以及理性或世俗的态度，并具有高度差异的社会结构”。现代化进程对一个社会的冲击绝不仅限于经济发展、物质丰盈，更为重要之处还在于它对前现代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观的强劲冲击。现代化所意味的社会转型不单单是经济体制，它是一整体转轨过程，内中势必有先有后，而位于人们意识深层次的文化价值往往转身较慢。一旦未能做好配套则势必影响社会和谐，它所带来的震荡也同样会波及新加坡国家认同。
现代化的成功对新加坡国家认同的影响突出表现为：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新一代新加坡人认为自己是新加坡人，只效忠于新加坡，老一代人身上存留的身份危机和认同分裂已经走入历史，面向新加坡的单一国家认同成为社会主流，年轻世代尤为如此。另一方面，就现代化对传统社会和既有主流国家认同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新加坡意欲以新儒家文化复兴运动、儒家文化教育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来达到文化再生，重新寻找国家文化之根。作者明确指出：“这种文化再生运动是‘强国家’指令下的产物，而不是社会自我运动的结果，其发展处处受到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的威权主义政治路线的影响，这种先天的不足决定了文化复兴具有内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也从另一个侧面显现新加坡“国家中心主义”国家认同本身内部所存在的必然冲突，一旦现代化优势相对于其它新兴国家日渐丧失，赖以凝聚人心的国家光辉形象也较之以往显得黯淡，这一切都将会导致民众心中国家认同的困惑和模糊。
综上所述，本书向读者描摹了一条较为清晰的新加坡国家认同构建之路，这条道路既有与其它国家的相同之处，也有极为鲜明的新加坡特色。本书能够从新加坡内部，上至政府和社会精英，下至普通百姓的双向视角来全程回顾应是本书最大亮点。当然，学无止境，一本专著不可能涵括所有问题。《研究》一书侧重于新加坡国家认同形成、变迁、适应和调整的历史过程，但较少说明社会结构变化与市民阶层成熟对政治转型和制度创新的吁求，而新加坡周边国家国力的变化和地缘政治格局（如中国崛起和印度实力抬升）演变对新加坡内部国家认同板块的撼动也甚少提及。
吴强：龙岩学院中央苏区研究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