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家认同研究（1965—2000）》（李志东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一书从新加坡内部，上至政府和社会精英，下至普通百姓的双向视角，向读者描摹了一条较为清晰的新加坡国家认同构建之路，这条道路既有与其它国家的相同之处，也有极为鲜明的新加坡特色。本书有着较为扎实的学术史梳理和问题意识，又站在历史主义立场纵向回顾了新加坡国家认同的确立和变迁，归纳发展阶段及其特征，还着重考察了经济起飞后新加坡国家认同的变化，以及为了解决“现代化综合症”所带来的各类社会问题而从国家认同角度所做的积极努力，使读者能够对新加坡国家认同的历史脉络一目了然。
诚如美国已故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所言“identity 的意思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自我认识，它是自我意识的产物——我或我们有什么特别的素质而使得我不同于你，或我们不同于他们”，并直陈“在大多数情况下，identity都是构建起来的概念”。事实上，“identity”背后所反映的本质就是由所谓“国族认同”或“身份意识”而引发的“我们到底是谁”的终极问询，这一疑问在那些族群多元化社会中更为显著，新加坡即是其中的典例。李志东先生所著的《新加坡国家认同研究（1965—2000）》（以下简称《研究》）将新加坡从立国至新世纪开端之年如何构建国家认同作为专题研讨对象，突破已有研究中以华侨华人和国际政治占据主导地位的叙述模式，实为别具一格、打开新局之作。
其一，《研究》一书有着较为扎实的学术史梳理和突出的问题意识。
在评判任何一部学术著作是否成功的诸多标准中，作者对与本研究相关的国内外既有学术史的梳理是其中重要一项。在此方面，作者在《研究》开篇首章依次详述“国家认同”专有概念——“行为主体的个人与国家之间发生感情上的结合，在心理上认为‘我’是国家的一部分，并愿意与之同甘苦、共患难的一种意愿和决心”、国家认同的形成方式（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制度认同）和国家认同研究中的两大理论流派（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主要观点。理论阐述外，作者还利用考察访问之机实地前往新加坡进行专题调研，为本书写作搜集到大量一手资料，并与新加坡当地学者、居委会、华人会馆等社会各阶层人士深入交流，增强切身体认，强化“同情之了解”。
以此为基础，《研究》一方面针对之前国内学者的研究做了恰当评述，另一方面则主要侧重西方学者和新加坡本地学者的研究成果，涵盖克拉默（John Clammer）、崔贵强和宋明顺等一线学人。值得一提的是，《研究》还将目光聚焦于洪镰德、李威宜这两位台湾学者在此问题上的研究，全方位观照视角也为认识新加坡国家认同的历史构建提供了更多参照系。在作者看来，上述这些学者的研究虽然对新加坡多元民族主义政策的形成与发展有所提及，但不足之处在于迄今仍未有专题著述，多为宽泛性介绍。“对新加坡国家认同的发展道路及其特征，以及新加坡国家认同与政治、经济、文化和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尚缺乏深入研究。”即便是西方学者和新加坡学者也存有若干不足，前者由于受到潜意识中的“西方中心论”和不同意识形态影响，“亚洲价值观”和“亚洲式民主”常遭至他们的大加挞伐，而本地学者则由于某些问题事涉敏感而不愿或不能对其进行详细解释，颇有“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憾！从上述分析可见，作者在写作本书之前即已对新加坡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现状有着全面掌握和清晰认识，做好了充分准备。
其二，《研究》一书站在历史主义立场纵向回顾了新加坡国家认同的确立和变迁，归纳发展阶段及其特征，使读者能够对新加坡国家认同的历史脉络一目了然、清晰可见。
著名历史学家王赓武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认为，“新加坡是个小岛， 是属于马来西亚，印尼是荷属东印度，都不是国家，很多民族都在美国、法国、荷兰的殖民地政府之下，是多元民族的社会，从来没有想过会成为独立的国家，至少新加坡是绝对没有这个想法的。”与西欧近代民族国家不同， 新加坡与美国、澳大利亚同为典型的移民社会，来源本就多元纷杂，人们头脑中最初并不存在国家概念，而是对自己来自哪里的直观描述，因此也就根本谈不上所谓的新加坡国家认同，这一“侨居”心态在二战之前的英属殖民地时期一直占居主导。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来到新加坡的时间有早有晚， 人数规模和习俗文化也不尽相同，各自群体内部也有着明显的阶层分化，但这些都并未妨碍他们在20世纪中叶之前将他们的原住国作为唯一的国家认同，多有“客居”而非“长住”之意。“华侨”这一称谓背后隐含着老一代华侨们“叶落归根、魂归故里”的情感，对故国依然有着深深眷恋的质朴心态。《研究》以华人为例，列数19世纪末之前以业缘、地缘、宗亲为纽带而兴建的各类侨团（社）和1905年至1940年期间华侨数量的增长来说明此时在当地华人中占据主导的认同对象仍然是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