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脱欧时代英国外交的新动向：三个层面
后脱欧时代，在英国面临“次大国化”的背景下，“全球英国”理念将有所侧重（美国、欧盟、印太、英联邦），英国需要处理好与三类群体的关系。
第一层是英国与欧盟、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他们与英国享有共同价值观，是政治与安全同盟，是经贸占比高的西方阵营盟友，是英国长期倚重的交往对象，属于需要紧急调整且重要的关系，尤其是英欧关系要避免无贸易协议脱欧导致英欧贸易关系“硬着陆”。无论英国脱欧后英、美与欧盟的分歧有多么严重，三者始终是价值观同盟、经济同盟、政治与安全同盟。英国始终是西方颇具代表性的重要一员，因此，英国与美、欧的关系理所当然位于首位，大西洋两岸英—美—欧三角关系是英国最重要的外交关系。
第二层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印度、巴西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由于经济增长较快，在国际社会呈现出群体性崛起的势头，各国都把与新兴经济体的关系放在了重要地位。而随着英国正式脱欧，英国会在全球范围内更加注重经贸利益。脱欧后，对拥有深厚务实主义传统、支持全球化的英国而言，加强与印太国家以及巴西等发展中大国的联系的重要性会上升。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势头旺盛，在世界舞台上日益重要，但英国之前与这些国家交往不够，缺乏稳定成熟的机制。英国需要重点关注并与他们逐步加强往来，属于日益重要但不紧急的关系，英国可以通过长期经营在其中找到新的经贸和战略伙伴，弥补脱欧带来的损失，从而满足英国的战略需求。
第三层是以英联邦成员国为代表全球范围内。英联邦是英国联系前殖民地、全面施展“全球英国”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如今，脱欧后的英国为打造“全球英国”、发挥全球影响力，会重新激活英联邦的某些功能，加强经贸和文化联系，并强化政治、军事合作。脱欧后，遍布五大洲的英联邦成员国，无疑为英国施展全球影响力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和抓手，但英国国力有限，要把有限的国力投入到以英联邦国家为代表的全球范围则需要长期积累、精准发力。因此，英国可通过英联邦发挥局部乃至全球的影响力，英国与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组建的“五眼联盟”以及与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五国防务安排协定》等就是英国进退自如的机制，其中，南非等国是重点。
后脱欧时代中英关系展望
伴随着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以及西方的整体性变弱，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利益而非意识形态差异将越来越重要，这有利于缓和东西方关系。在此背景下，中英关系充满“两面性”。比如，2019年欧盟政策报告将中国同时定位为合作伙伴、经济竞争者和制度对手三重身份，英国也持有类似的矛盾心态。但“五眼联盟”国家和其他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异，对此应区别对待。
后脱欧时代，中英两国战略协调将进一步提升。中英双方正处于致力于构建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黄金时代”。在英国最具优势的“核心利益”金融领域，中英两国将进一步加强战略互动，且英国注意借助中国的经济强劲发展势头，积极开展对华经贸关系。英国积极加入亚投行、把伦敦打造成香港之外的全球第二大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巩固了英国的金融地位；中国推出一系列深化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开放的举措，为英国金融机构在华发展提供了便利。双方较强的经贸互补性给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了空间。约翰逊内阁大幅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开支，为中资企业提供了广泛的机会，双方的经贸合作会越来越宽广。但中英合作仍主要限定在经贸领域，且中英关系受制于英美关系。事实上，英国在相当程度上将中国快速崛起视为削弱英国全球影响力的一大潜在因素，且为了获得美国的支持，英国短期内会配合美国印太战略等，比如英国在南海宣示航海自由、支持美国反复强调的基于规则而非实力的亚太秩序，既不过分刺激中国，又在印太显示自身的存在，以延缓自身地位的下降。对此中国要做好以下两手准备。
一方面，就积极面而言，要善于把握英国外交务实主义特点，抓住其脱欧后地位略显下降和一时孤独的心理，加强金融合作，促进贸易和投资谈判，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巩固“一带一路”的“天然伙伴”关系（张飚，2018）。从战略上布局，以经济促进政治，在稳步发展双方经贸关系的基础上，促进文化和政治对话，提升安全领域的战略互信，利用好中英关系“黄金时代”向全方位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迈进。同时，要警惕英国“捧杀”，不要重蹈美国在其“循循善诱”下过度膨胀的覆辙。
另一方面，就消极面而言，要积极应对其亲美传统，对其短期内向美国“一边倒”做好积极应对。英国近期高调批评香港国安法并宣布给持英国海外护照香港人开放移民权，在2020年底禁用华为，给中英关系蒙上了阴影。
为了抓住中国崛起带来的机遇，英国会维持对华关系，扩大金融合作、扩大贸易往来，因为这符合英国最根本的经济利益。近期，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不会完全放弃我国的对华接触政策”，这表明，英国政府不会不顾英国的国家利益而完全追随美国，而会务实地推进中英关系。但究其本质而言，中英关系在双方的对外关系中都居于次要地位，脱欧后的英国为了快速赢得美国的信任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一时会配合美国做出不利于中英关系却留有余地的短视之举，但中英关系经济互补性强、战略互相借重的基本面会继续保持，应促进中英关系整体向纵深发展。
总体而言，英国脱欧后基本上丧失了成为一极的可能，从而加速了次大国化。脱欧对英国外交的影响一时较大，但不能过分高估，其影响整体上可控，英国外交也将会稳中有变。
郭海龙：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编译局）助理研究员。
徐红霞：北京市海淀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副主任科员、仲裁员。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