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英国是大国，但具有次大国特征，脱欧后英国会进一步次大国化。脱欧后，英国外交会继续保持务实主义、地缘均势、大西洋主义传统，具有历史延续性，并在欧—美—英三角关系（首要）、新兴经济体（重点）、英联邦国家为代表的全球范围内（全面）三个层面进行调整，仍把与美、欧的关系放在首位。中国应积极把握中英关系的良好发展势头，利用好中英关系“黄金时代”，促进双方从以金融为重点的经贸关系向全方位发展，并警惕其“捧杀”策略。同时，对英国短期内万一全面倒向美国做好应对。
2020年1月31日英国正式脱欧，这一英国和欧洲史上重大事件落下了帷幕，为英国半个多世纪的“入欧—脱欧纠结”画上了句号。发生如此重大的变故，英国外交何去何从始终为人们所关注，这要从英国的国际地位和外交传统说起。
后脱欧时代英国的国际地位：次大国化
长期以来，英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合法的有核国家、美国的“头号伙伴”、北约的二号强国、世界第五大经济体、金融大国、军事大国、英联邦枢纽，拥有英语、国际教育和科技等方面独特软实力，以及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BBC等具有良好品牌效应的公共外交渠道，长期享有大国地位。其影响力远超韩国、伊朗等中等强国，也在日本、印度、巴西之上，但比中、美、俄等略逊一筹，与处在同一量级的德、法都是“具有次大国特征的大国”。脱欧前，英国依托欧盟，是美、欧、中、俄“准四极”格局中欧盟这一极的领导力量（冯存万，2018），产生超出了自身实力的大国影响力，并通过英美特殊关系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大国潜力，承担着全球性大国的角色。
脱欧后，英国通过纵横捭阖成为一极的余地并不大。选择了脱欧，英国将加速次大国化。具体而言，英国虽然和德、法一样都难以和中、美、俄并驾齐驱，但德、法通过“德国—法国的欧盟”发挥了欧盟作为一极的影响力，超出了德、法本身；而英国就不再有这种优势，有较大可能和日本一样，处于具有较强实力但难以成为一极的地位，逐渐沦为“具有大国特征的次大国”。英国虽然在脱欧公投后推出了“全球英国”理念，意在强化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投射力量，把英国由欧盟大国打造成全球性大国。但“全球英国”力图扮演的角色与全球性大国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与“世界霸主”相差甚远。
在此情形下，世界岛（欧亚大陆）及整个世界将形成一个比较对称的结构。在世界岛东西两侧的外海，有日本和英国两个岛国，它们将具有类似的国际地位，即具有大国特征的次大国。不排除二者“重温1902年旧情”的可能，实际上他们也已经有所行动。在世界岛的东西两岸，大陆上的两个巨大实体（中国和欧盟）是“准四极”格局中的两个（准）极。世界岛的中间偏北位置，地跨欧亚的俄罗斯是“准四极”格局中的另一准极。在英国大西洋对岸和日本太平洋对岸，两者共同的老大哥美国则是“准四极”格局中位于新大陆的一极。而美国本土隔着加拿大处于世界岛在北冰洋对岸的位置（阿拉斯加州则直接位于北冰洋沿岸），这样，以美—北极—俄为对称轴，全球格局形成了一个相对平衡、比较对称的结构。
后脱欧时代英国外交的历史延续性：三大传统
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在几个世纪纵横捭阖中形成的务实主义、地缘均势和大西洋主义等外交传统会继续发挥作用，从而使脱欧后的英国外交在脱欧前后保持一定的历史延续性。
英国外交“总是本能地选择现实主义”，其具代表性特征是“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塑造了英国理性、务实、灵活的形象。英国脱欧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经济。而正是由于务实主义，脱欧后，英国外交会继续注重经贸关系，与经合组织等发达国家群体和新兴大国保持密切的金融、经贸关系。其中，英国与美国、中国、印度、巴西等国的经贸关系无疑会加强，并尽可能留在欧洲共同市场，最大限度地维护英国的经贸利益。如果英欧贸易谈判未达到预期结果，英国也需要提高产业链、价值链的多元化程度，以应对“脱欧”的冲击（Swati Dhingra，2019）。英国实施“全球英国”理念，积极支持自由贸易、积极参与全球多边事务，拥抱全球化，固然是为了克服脱欧后一时孤独的困局，但更是为了通过发展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关系，维护英国伦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避免英国经济因脱欧而下滑，并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新的贸易伙伴，以提振本国经济。最近，英国不顾美国制裁的威胁，依然与德国、法国等欧洲9国一起推出了“支持贸易往来工具（INSTEX）”结算系统，显然是为了维护伦敦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金融可谓是英国的核心利益。
英国作为孤悬欧陆之外的岛国，历史上通过“光荣孤立”形成并延续了地缘均势思维。作为侧翼大国，英国善于运用离岸平衡（off-shore balance） 超脱于欧洲，以实现全球利益。对此，俾斯麦曾尖锐地指出：“英国的政策从来就在于在欧洲寻找肯用自己的身躯维护英国利益的傻瓜。”出于均势思维，英国通常对战败国保持某种仁慈和慷慨，以防止战胜国成为霸主。正是由于地缘均势，脱欧后，从长远来看，为了避免欧陆变成压制自己的强权， 英国会支持美国或亲自出面在离间欧、俄方面加大力度。因此，远交近攻、亲俄疏欧的可能性加大。如今，面临正在走向战略自主、防务自主且外交独立性越来越明显的欧盟，有地缘均势传统和奉行务实主义的英国，长期内有与俄罗斯改善关系达成某种战略默契的需求，并影响美国的对欧、俄政策（张健，2019）。从近期来看，按照英国的语言文化和心理习惯，英国亲美制欧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英国具有浓厚的大西洋情结，从《大西洋宪章》开始，大西洋主义集中表现为英美特殊关系。英国正式脱欧后，美国因素的分量无疑会在短时间内加重，影响更大，两国关系会进一步提升。对英美关系而言，脱欧后一时孤独的英国，会更加依赖长期以来形成的英美特殊关系，从而继续发挥超出自身实力的影响力。英国亟需与美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为此，在对外关系方面对美国亦步亦趋，比如英国追随美国在南海问题、香港国安法等问题上批评中国，对华为5G合作态度大反转等，明确显示了英美特殊关系对英国外交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