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疫情防控逐渐步入常态化形势下，北京市朝阳区因境外输入关联的家庭聚集性病例被列入全国唯一疫情高风险地区引发舆论关注。在这一“常态”与“突发”并置情境之下，新闻发言人危机发布面临诸多挑战。本文以对话公关理论为话语分析框架，选取2020年4月20日至30日期间北京市朝阳区被列入新冠疫情高风险地区事件中的新闻发布会视频、文本语料以及舆情大数据为研究对象，探析新冠疫情下新闻发言人危机新闻发布话语策略，为以新闻发布为纽带建构“政府—公众”间良性对话关系提出建议。
在新冠疫情防控逐渐步入常态化形势下，北京市朝阳区因境外输入关联的家庭聚集性病例于2020年4月20日被列入全国唯一疫情高风险地区引发舆论关注。在这一“常态”与“突发”并置情境之下，北京作为首都，其新闻发言人危机新闻发布更具有国际国内广泛影响。在此情境下，新闻发言人亟须切实发挥“政府—公众”间对话连接者或联结“纽带”的重要作用。由此，引入公关对话理论范式，有助于探索政府管理者与社会公众间更为专业有效的话语策略。
自皮尔森（Pearson. R）将对话引入公共关系研究领域，如今对话范式已成为功能主义公关研究主流范式之一。对话公关理论的代表学者肯特和泰勒（M. L. Kent & M. Taylor）于2002年提出公关活动对话的五大特征，即共生性、亲近性、共情性、风险性、承诺性，而真正的对话则处于五个特征的交汇处。本文以北京市朝阳区被列入新冠疫情高风险地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为例，选取2020年4月20日至30日共11场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视频及文本语料，及这一期间全网媒体关于“北京市朝阳区被列入高风险地区”相关议题舆情表现为研究样本，以肯特和泰勒公关活动对话五大特征为框架，分析新冠疫情下新闻发言人在危机新闻发布中的话语策略。
危机发布的经验与借鉴
共生性：秉持合作及平等精神，及时开展“政府—公众”对话沟通
泰勒和肯特认为，对话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话的姿态和倾向性， 对话不仅仅是一种传播沟通的结果和产品，更是一种积极情绪和认知体验， 一种持续交流的意愿。北京市朝阳区被列入高风险地区事件舆情自2020年4 月20日起呈爆发状态，于2020年4月21日达到该事件舆情热度顶峰。4月20日当日下午，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在答记者问环节，以合作、和平等精神坦诚、公开地回应朝阳区被列入高风险地区事件的诱因及后续举措，这一对话姿态奠定了此次新冠疫情下新闻发言人危机发布中“政府—公众”对话关系基本框架。
亲近性：以明确话语即时回应现场提问，并持续开展对话
亲近性的内涵在于关系式对话，即对话不仅植根于过去和现在，更在于所有对话参与者共同的未来。2020年4月20日新闻发言人就朝阳区被列入高风险地区事件首先进行了基于过去和现在的即时性回应——“按照国家《关于依法科学精准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高风险地区的分级标准为：累计确诊病例超过50例，且14天内有聚集性疫情发生。而2020年4月14日北京市朝阳区确诊的一例境外输入性病例造成其家庭3人的关联性病例，成为一起聚集性疫情，因此朝阳区疫情风险级别定为高风险地区。”在开展即时沟通后，4月20至30日这一时段新闻发言人还始终围绕北京市新冠疫情防控相关议题，进一步说明北京市后续流行病学调查及相关隔离政策， 为公众和政府管理者建构了持续对话的空间。
承诺性：对话话语通俗易懂，多组织联动展开“政府—公众”议题对话
承诺性在于以双方所能理解的话语展开对话。对话并不是新闻发言人施展自身博学或口才的“舞台”，而是一种促进对话双方相互理解以达成共识的手段。由于新冠疫情这一突发事件所涉及的公共卫生领域专业性强、影响公众广，更需要新闻发言人以通俗易懂的话语将专业健康防控知识传递给公众，以此扮演好 “政府—公众”的纽带角色，促进双方对话关系的有序进行。北京市新冠疫情防控发言人在危机发布中用语清晰准确，多用通俗易懂词汇，多使用精确数字、具体时间来避免理解误差，答记者问时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此外，对话的目的在于通过真诚沟通，以促进双方对彼此利益的理解。只有在“有意义的领域”进行对话才是真正有效的。此事件中“政府—公众”之间“有意义的沟通”可表现为4月20日至30日时段内“朝阳区被列入高风险地区”相关政府议题、媒体议题、公众议题的良好互动。一方面，北京市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言人在“防松劲、防漏洞、防反弹”这一总体疫情防控方针下，政府、医院及救治专家组、教育机构和企业等多组织的新闻发言人联动对话，回应复学测温及用餐、居民隔离及出行等媒体及公众关心的议题（见表1）。另一方面，北京市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言人所发布的政府议题多元性超过媒体及公众议题，以此避免落入媒体议题“短视” 和公众议题“片面”的误区（见表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