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领公共卫生认知共同体的内涵建构
认知共同体的专业化运作有一整套基于内部定义的评价标准的因果认识、共同的有效性判断、共同政策、标准化职责和一系列共同的实践做法。为了引领来自不同学科、有不同的背景和国籍的认知共同体构建，须在如下层面加强共同和共通的基础。
一是协调价值基础。价值基础是共同的规范和原则，用以指导共同体成员的社会行动。科学家的关系，是建构共同体的基础纽带。而沟通协调，则是建立纽带的基础。为此，要加强与公共卫生认知共同体在价值基础上的共识，从底层认知框架上塑造有利于抗击疫情的规范和原则，以化解科学家中间存在的必不可免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偏向。
二是强化因果认知。因果认知是共同的逻辑起点和后果预判，这使共同体成员在分析政策行为和所希望的结果之间存在共识。为此，在认知共同体建构中，要强调排除政治、社会与宗教干扰，以科学眼光和科学态度去审视分析问题，增强识别能力，遵循基于科学规律的预判应对，以减少科学家中间难以消除的认知分歧，应对疫源问题本身的巨大的科学难度。
三是引导价值标准。价值标准是共同的有效性与合法性理念，这能够大体划定共同体成员的政策与倡议方向。为此，要引导认知共同体加强全球性的交流合作，共享科研数据和信息，以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可行的政策建议和共同行动为全球尽快战胜疫病提供解决方案，彰显科技价值和共同力量， 以抵消科学家常有的政治牵连和国家制约。
四是引领路径共识。路径共识是政策倡议与实施方案的适切性与恰当性，这能够促使在解决本领域系列问题时做出恰当选择，增进人类共同福祉。实际上，在中国实验室于1月份公开提供新冠病毒的基因组之时，全球公共卫生认知共同体就开始加紧努力共同寻求解决方案。为此，在共同体的指导性规范暨路线图和指向标层面，要加强行动示范和共识倡议，用以指引和限定行为体的行动，以系统而深刻地影响各国的抗击疫情措施。
引领建构公共卫生认知共同体的路径选择
成功建构由中国科学家引领的公共卫生认知共同体，无法一蹴而就。在引领建构认知共同体的路径选择层面，主要应该做好如下工作。
其一是优化行为体的个数。在抗击疫情的过程，国际科学家也并非都是秉持科学精神的。对此，要有清晰的认知和判断，优化可以合作的科学家， 对于打着科学晃子却行不利于全球抗击疫情事业的人，要坚决排除并驳斥其观点。
其二是强化国际统一战线。现实世界的合作更多是混合合作博弈，冲突与合作并存。基于集体福利提升的考虑，在个别问题领域内无法合作甚至是冲突，并不意味着在其他的问题领域内无法合作。为此，面对来自全球不同国家、不同领域、不同经历的科学家，如果能够从共同的合作中获益最好， 否则，可以通过首先选择“志同者”共同走向公共卫生安全，而“道不同” 者也可获得补偿即从其他领域的合作中获益，进而建构利益相关性，以减少其他领域的冲突。
其三是倡议建立全球科学管控信息的传播机制。抗击疫情的大流行， 知情决定掌握着生死大权。为此，中国应主动出击，倡议和鼓励认知共同体发挥作用，及时厘清错误信息，用经过核实的、科学的、基于事实的报道和分析来做“解毒剂”，助力疫情控制。
其四是加强具体医疗措施上的合作。为此，要强调认知共同体通过开放式科学加强信息共享的紧迫性。比如，建立清晰透明的机制来共享相关科学数据和研究成果；对比最佳医疗实践；联手提高医疗用品的生产和分配；协调疫苗和治疗研究、测试、生产和分配的资金和临床试验等。
其五是加强与认知共同体在政策建议上的合作。面对疫情， 拥有共同理念的科学家组成的认知共同体能够通过自身的有用知识（usable knowledge）或者“与政策相关的知识（policy relevant knowledge）”形成权威，进而推动国家或社会群体在科学共识的基础上，对相关观念、标准或制度形成认同，并最终在帮助决策者界定议题、厘清利益及选择政策等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为此，需要以求同存异的精神和行动，强化基于科学和不同国家现实的政策共识，塑造国际合作的基础，进而引导世界建立共识，达成一种“志同道异”的全球合作模型。
总之，在应对新冠疫情这个几乎前所未见的公共卫生威胁时，需要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大与公共卫生认知共同体的合作与沟通，以融入并影响全球议程的设置，制衡并澄清美国政府基于政治的错误资料和随口漫谈所形成的疫情话语，以塑造有利于全球抗击疫情的舆论环境。当然，期盼疫情舆论单纯的“科学解决”也是有难度的，需要与其他“政治解决”“外交解决”“援助解决”等手段相配合，以最终形成“综合解决”的协奏曲。
赵瑞琦：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