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认知共同体在应对全球流行病中具备“以专业知识为核心的权威网络”，可以发挥重要的权力行使者、舆论塑造者和行动指引者的作用，在对于新冠疫情的认知上，发挥着溯本清源的重要作用。面对部分国家就新冠肺炎疫情散布海量不实信息和言论，并企图将病毒政治化、对中国污名化的情况，中国需要引领构建公共卫生认知共同体，以科学智慧来凝聚国际共识，助力塑造全球合作应对疫情的认知和舆论环境。
在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对不同控制措施有不同看法并因此导致舆论紧张，既是利益使然，也是认知上的挑战所致。其中，美国和部分国家就新冠肺炎疫情散布了海量不实信息和言论，其将病毒政治化、对中国污名化的企图，有可能恶化中国发展的国际舆论，使我国可能在较长时间面临外部环境变化。
对此，公共卫生认知共同体在应对全球流行病中具备“以专业知识为核心的权威网络”，可以发挥重要的权力行使者、舆论塑造者和行动指引者的作用。为此，要引领构建公共卫生认知共同体，以科学智慧来凝聚国际共识，塑造全球合作的舆论环境，以扭转疫情，促进经济复苏。
认知共同体在溯本清源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进入信息、物流和人流便捷的全球化时代，主权的传统管理范围开始调整，权力本身也开始多元化和社会化，出现了上移和下移两种倾向：上移至全球公民社会（或称作跨国社会运动组织网络、跨国市民社会等）与扩散到次国家组织甚至是个人，由此形成的具有全球化时代特征和全球价值内涵的舆论和决策环境，制约、改变着国家权力行使的模式。在这其中，认知共同体是重要的权力行使者、舆论塑造者和行动指引者。本文所指的认知共同体是指由科学家、医护人员和医学国际组织等构成的公共卫生共同体，其在应对全球流行病中具备“以专业知识为核心的权威网络”（Ernst B.Hass，1990）。
在抗击大流行病的过程中，公共卫生认知共同体在政策抉择、社会关系、行为规范和社会信任等社会资本的增殖角度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科学和有关专业知识的进步降低了疾病防治和社会治理的成本。就新冠疫情的舆论治理而言，在因全球性整合而产生冲突和社会挑战，并因网络化和移动性而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公共卫生认知共同体不仅要为世界提供科学知识，还承担着与众不同的社会责任，在形成新冠疫情国际舆论的复调乐曲中，公共卫生认知共同体的全球性知识生产与共识塑造，对舆论的形成和引导发挥着重要的舆论领袖的作用。
具体的案例已有很多。很多国家的科学家都指出：疫情的爆发地不等于疫情的源头；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应关注如何应对遏制病毒，避免地域的污名化语言；从历史上看，所有新型病毒都是自然出现的，目前还没有因实验室事故而出现新病毒的先例，等等。这样的正面言论还有很多，发挥着溯本清源的作用。实际上，部分西方尤其是美国政客将病毒源头归咎于中国的作法，并未获得美国科学家和情报界的认可，甚至连美国的亲密盟友也对此持谨慎态度。这其中的分歧和冲突对于制衡美国的抹黑和甩锅是有益的。
19世纪的外交家克莱门斯•冯•梅特涅曾说：国际关系不是一场“正确与错误之争”，而是一场“正确与恰当之争”（Stacie E.Goddard，2006）。而恰当与否，与人的认知与判断有很大关系。为此，需要通过话语策略建立自身合法性，以赢得“正确与恰当之争”，从而赢得国际声誉的博弈战。这对于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是至关重要的，声誉机制是无政府状态下的主权国家评估安全威胁的分析工具之一，相比于声誉差的国家或地区复合体，在履行承诺上颇具盛名的国家将能够吸引与聚集更多国际合作伙伴（Andrew T.Guzman，2008）。要突破西方主导全球舆论而形成的对中国信誉构建的桎梏，建立自身的国家友好模式，需要依靠话语权争夺与国家形象的塑造。
加强与公共卫生认知共同体的沟通与交流，是应对新冠疫情舆论博弈， 进行溯本清源的重要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