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在美国外交政策形成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本书在第四章中同样举数例说明智库是如何服务于外交政策的。从20世纪90年代始，朝鲜核问题一直是美国外交乃至国际各方关注的重要议题，作为冷战对抗的延续，美朝始终在“相互威慑平衡”和“半岛无核化”之间博弈。作者选取朝鲜核问题这一较为突出、历时完整的案例，对克林顿至奥巴马时期智库如何提供外交政策选项和推动政策议题持续辩论作了解释与说明。
在对朝立场上，智库分为强硬派和稳健派，强硬派的代表有美国传统基金会、美国企业研究所等，稳健派的代表则有布鲁金斯学会、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1994年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与朝鲜谈判签署《关于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框架协议》，协议内容以美国和其他国家支援朝鲜建立轻水反应堆核电站为交换条件，敦促朝鲜冻结并最终废止核武器开发。该协议遭到了强硬派的抨击，其中传统基金会主张对朝核采取更强硬的行动，倡导多边会谈，争取全面废除朝鲜核武器计划。
小布什上台后没有延续克林顿的行动方向，而是选择结束美朝双边对话，转而争取六方会谈，推动朝鲜完全放弃核武器。小布什倾向强硬派主张的重要原因就是其不少政府成员来自传统基金会，比如提出“邪恶轴心”的发言稿撰稿人迈克尔·格尔森就是该组织的资深政策顾问。尽管朝鲜曾提出与美国进行双边对话，但小布什政府从不予理睬，而是坚持传统基金会的策 略路线。在奥巴马上任后，美国企业研究所则不断向其强调军事硬实力的重要性，批评奥巴马政府削减防务开支的举措，认为美国必须在亚太地区与日韩紧密合作，争取盟友，获得在亚太地区的军事话语权和主导权，以确保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
另一方面，奥巴马致力于提升美国软实力的外交政策则得到了稳健派如布鲁金斯学会、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的支持，这些基金会提出的观点如“建立强有力的全球机制”“争取国际社会对朝鲜问题的共识”“美朝应直接开展双边对话以推进朝鲜问题实质性解决”等也相应地得到了奥巴马政府的认可与执行。
作者还特别提到智库影响外交政策的手段之一，就是当执政政府不采用智库提出的意见时，智库会通过媒体等渠道公开批评、敦促总统及其政府吸引民众对他们意见的关注，以对执政政府施压。比如传统基金会成员先后公开指责小布什政府在六方会谈期间没有对朝鲜采取强硬的手段、牺牲美日韩关系和利益以换取朝鲜的核实协议（verification protocol）。又如在朝鲜2009 年发射导弹后，传统基金会的博客“铸造厂（TheFoundry）”就批评了奥马巴政府在此事上的应对不力，后又游说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手段应对金正日离世和朝鲜政权变更中可能出现的危机。
从智库影响国内外政策制定的案例中可以看出，首先，智库是政策制定的研究者、评估者、倡议者，其独立思考与发声使得竞选团体和政府主动或被动听取多方意见，利用充分的信息制定出政治主张或政策。当然，智库和政府由于思考角度和利益背景不同，可能存在不同意见和主张，当智库的政策意见与政府相左时，智库也会通过媒体宣传、会议研讨、游说等不同的方式进行建议和辩论，由此影响竞选观点或政策方向。
其次，智库的意见即使未被时任政府采纳或者未得到国会的支持，也能为未来政策走向或下一任政府改变政策主张积累民意，得益于智库运作的独立性、连续性以及“旋转门”特点，某些政治议题可以长久置于不同执政政府的桌面上，某些观点和方案也有机会留在未来政策辩论的议程中。还有一种，是由非正式议题网络促进下成立的针对某一事件的意见群体，比如“9·11事件调查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多曾就职于政府部门或智库（也体现 了“旋转门”的作用），因此使得该委员会的辩论在民众间拥有巨大话语影响力，迫使政府在之后的决策中考虑并采纳委员会提出的意见。
再来，政府通过肯定智库的作用提升了白宫（行政权力）的地位，使其在政策制定进程中能较独立于两党意见，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国会对政府的施压和影响。相辅相成地，智库通过与政府的合作提升了其社会话语权， 他们不仅能影响政府政策制定，也能利用民众对私营部门的信任以及向公众有效传播信息的能力向民众解读政策，可以说智库亦是影响美国政治形势的重要角色。
当前，智库的发展与转型面临各种机遇和挑战，作者尤其关注到全球化背景下智库行为模式的变化。一方面，智库从全世界吸收优秀的知识和顶尖学术人才，加剧了智库之间的竞争，另一方面，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则打破了文化交流的障碍，创造了更平等的竞争环境。美国为了自身利益输出“美式”智库，从全球各地建立起的智库又构成了知识网络， 有利于跨国交流合作和政策传播。此外，作者也提到了世界范围内民主化运动、技术革命、“黑客”、无政府主义者和民粹运动等政治、社会、经济等因素对于智库发展的促进或者阻碍作用。
美国智库突出的问题在于资助模式由长期的、制度性的基金会支持改为短期的、特定项目的有限私人和公共资金支持，这威胁到了智库的独立性和研究效果，即“研究政治化”，但有限的资金也使智库的专业化增强，聚焦重要议题，完成重点问题的研究。而随着智库数量的增多，不同组织机构之间的竞争也随之加剧，未来也会出现合并、收购、协作等发展模式，这有助 于优质智库不断提高话语权和竞争力。此外，不同的性质的智库在发挥着各种功能的同时也存在不同的利益偏见，需要政府和民众将“游说需求”和研究成果加以辨别区分。
时代日新月异，智库的内涵也随之发生变化，但总体而言，智库的发展使得人才、知识、思想得到延续与交替，为政府政策制定持续提供前沿、实用的建议，得以预见在未来依然会对政治和社会生活作出持续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面对新形势下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与国家发展战略要求，智库既是国内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也是增强国际交流、实施战略传播的专业力量。我们应正确认识国内外智库在运作模式上的差异，取其精华、改革创新，建设好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
黄琳：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硕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