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上下一心，通过艰苦努力取得了疫情防控形势向积极向好态势不断拓展的良好局面，受到 了国际社会充分肯定，也引发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西方主流媒体继续强势引领国际舆论走势，呈现了大量有关新冠肺炎疫 情的新闻事实，虽有利于全面展现中国奋力抗击疫情的形象，但也掺杂了不少对中国政治制度的价值评判，其中一些消极报道表现十分突出，需要提高警惕。
外媒对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的关注度从报道量可见一斑。据专业数据库统计，截至2020年3月1日，仅英文报道即有15.6万篇。其中，1月1日至20日仅2400篇，另有12.4万篇报道都集中在1月20日至2月20日之间，此后开始出现阶梯下降趋势。其中，来自以西方国家为主的北美、欧洲和大洋洲媒体的报道有6.3万篇，接近总报道量的一半，高于来自亚洲国家的5.4万篇报道（其中包含中国大陆媒体报道1.6万篇），远高于其他区域的报道量。本报告以美 国和英国影响力最大的四报两刊在疫情受关注度最高时间段内（1月20日至2月20日）发表的877篇报道为样本，进行量化分析后，发现以下特点和趋势。
总体报道态势
第一，以反映新闻事实为主的报道居多。在新冠肺炎疫情最严峻、中国防疫紧要关头，外媒一些带有种族主义和意识形态色彩的报道在国内外引发了强烈愤慨和高度关注。不过整体来看，绝大多数外媒报道属于事实报道范畴，集中反映疫情对国内外经济的影响（超过三分之一）、疫情发展和科研进展情况、全球各国及各界对疫情的反应等，此类报道约占总报道量的74.1%；有关各地防疫举措的报道兼具事实和分析，占19.3%；涉及价值评判较多的报道，如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和典型人物，约占15%（见图1）。
（注：各类主题统计数据略有交叉，十大主题统计数据相加超出总报道量（877 篇）约8.2%。）
第二，倾向评级为均衡的报道占大多数。具体来看，大篇幅关联我国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批评中国防疫举措和领导人、具有明显攻击性的“负面”类报道仅占总报道量的11%。而属于均衡评级范畴的报道有：肯定中国防疫举措、驳斥外界谣言的“积极”类报道；客观反映疫情发展、科研进展、外界反应等的“中性”报道；深入反映疫情防控中切实存在的问题、担忧疫情对国内外经济影响的“中性偏消极”类报道，共占总报道量的89%（见图2）。
第三，逐渐形成“防控”和“归因”两条主线。在疫情防控早期阶段， 即1月20日中国正式通报新冠肺炎疫情后的一周内，外媒集中关注中国接连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防疫举措，包括快速检测并分享病毒基因序列、果断要求湖北省对人员外流实施全面严格管控、迅速出台财政税收支持政策等积极表现，针对武汉政府信息披露问题的讨论多侧重于梳理基本事实。因此，虽处于舆情爆发时段，但总体态势平稳（见表1）。
而随着疫情发展，1月底以来外媒开始迫切、密集地追究危机的根源， 并将之归咎于“中国制度”“中国模式”问题，有关批评言论至2月6日“李文亮医生离世”前后达到顶点，随后，转为持续、零星不断地出现；与此同时，持续密切关注“武汉封城”后出现的物资短缺、就医困难、医护安全等问题以及我国及时跟进的因应之策，尤其认可我国火速建成“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大力调整湖北省委领导班子、公开通报医护人员感染情况、增加统计临床确诊病例等亮眼表现。两条报道线索交织前行，2月10日前后， 开始有评论认为中国的防疫举措“可能正在发挥作用”，有关制度攻击的言论也开始减少（见表2）。
第四，强化了媒体的“价值评判”功能。积极的一面是，面对传染病毒这一全球公共卫生话题，24篇社论（见表3）中有一半用以探讨疫情传播对全球其他地区、世界经济的影响及应当采取的防控准备，外媒普遍认为针对中国采取禁航、禁旅等过度反应不可取，体现了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利益攸关、祸福与共的进步价值观。但值得注意的是，仍有近三分之一的社论涉及对中国体制的攻击，凸显西方制度的优越感。典型手法是基于西方“公民社会”逻辑树立矛盾与对立的中国形象：其一，将中国政治体制与防控行为割裂——将病毒传播归咎于体制，将快速应对归因于外部压力；其二，将中国政府与科学界（甚至医护人员）割裂——将信息披露归咎于政府，将快速响应归功于科学界。
第五，在整体趋同中各具鲜明的特色。从关注度来看，美英四报两刊在同一时间段内的报道比例相对稳定，一般而言，财经类报纸《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报道量最大；政策外交综合类报纸《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次之；周刊《时代》和《经济学人》最低，此次疫情报道亦然（见图3）。
从主要关切来看，最关注疫情之下“国内外经济影响”的是两家财经类报纸；最关注“世卫组织/美国/其他各国反应”的是以政务报道为特色的《华盛顿邮报》；最关注我国“中央/地方防疫举措”的是美国严肃新闻代表《纽约时报》；涉及“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报道最多的也是两家政策外交综合类报纸（见图4）。
从倾向评级来看，“积极”类报道占比最大的是《华盛顿邮报》（8.0%）和《经济学人》（7.1%）；“负面”类报道占比最大的是《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均为17.0%）；“中性与中性偏消极”类报道占比最大的是《金融时报》（91.5%）（见图5）。
从社论定调来看，最能体现“全球应对”协作精神、较少或未涉及对我国“体制攻击”，倾向较为“均衡”的为《经济学人》《纽约时报》《金融时报》；最大篇幅涉及对我国“体制攻击”，倾向较为“负面”的为《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见图6、图7）。
综合分析，在普遍偏于自由化、全球化立场，但又对我国存在意识形态偏见的倾向趋同之中，《金融时报》表现得最为均衡、多元；《纽约时报》《经济学人》《时代》周刊更关注切实具体问题，在中国防疫举措方面着墨较多，“问责”中国政府的和领导人的“负面”类报道占比也最大；《华盛顿邮报》倡导全球协作、反对外界对中国过度封锁的呼声最大，但对我国防控举措和政治体制的攻击力度也十分突出；《华尔街日报》是美国三大报中倾向最为保守的一家媒体，由于财经类报道量较大，“负面”类报道占比并不突出，但对我国意识形态攻击最为猛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