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公共外交之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月24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主持召开外交部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强调,要积极扩大疫情防控的国际和地区合作,与世界卫生组织保持良好沟通协调,同有关国家分享疫情防控经验,向其他出现疫情扩散的国家和地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加强抗病毒药物及疫苗研发国际合作,通过携手应对疫情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中国现在应该利用各种国际场合,介绍中国的一些防疫的经验做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说,中国在抗疫过程中一些实践走到了一些世界卫生条例前面了,说明中国实践可以引领新的国际规范制定,这个文章一定要做好。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充分利用双边、地区和多边机制,讲好抗疫故事。要充分利用武汉百万大学生的优势,比如在武汉抗击疫情外国留学生、领馆、外企的故事,用一个网上博物馆的形式进行展示,把全球人民、华人华侨抗击疫情的生动故事展示出来,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向世界传播。比如在联合国总部,即在美国纽约,做一个展示中国是怎么做到控制疫情的展览。

第二,积极推动疫情应对成为全球议题,疫情是全球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中国是新冠肺炎最大的受害者,也是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要把中国经验、实践上升为国际通用做法,引领地区性的、多边的和双边的机制和能力建设。全球层面上也要强调规章制度、或者称为机制建设,改革国际的一些机构机制,从国际法的角度,禁止保护主义,禁止禁运中国的货物、切断人员流动等。甚至可以在抗疫胜利后,在武汉召开全球公共卫生论坛。

第三,积极开展对外卫生援助。中国出现大量的产能过剩,如过剩的消毒剂、口罩将来怎么处理?是不是把有些东西援助给一些欠发达国家?因为是中国留学生、海外华人华侨为了帮助中国防止疫情,把他们当地的口罩都买光了。这一做法可以作为对外援助的一个重要部分。

第四,推动建立全球公共卫生应急储备、公共卫生基金组织。结合中国优势和先进的技术,推动建立全球远程医疗平台。这类似于黄金储备,即可以考虑通过国际合作平台,建立起全球公共卫生应急储备。需要考虑到部分欠发达国家在将来发生公共卫生危机时怎么办?同时也可考虑设立一个类似IMF机制的全球公共卫生基金组织,用作战时储备,通俗地说,就是大家需要的时候“借账”,事后再“还账”。世界卫生组织本来就发挥协调各国卫生防疫的部分功能,但他并没有发挥IMF的功能,也没有设立安理会制裁的联动机制。因此,应推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改革完善。

第五,凸显传统文化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作用。在此次疫情应对中, 中国传统医学和传统文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要向外传播好中西医结合的成功案例,增强我国文化自信和伟大复兴的信念。此外,“火神山”“雷神山”两个医院的命名,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理念, 因此可以通过小说、电影等形式,如制作一部人类公共卫生的科幻大片《封城》,让更多外国人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也可以考虑在武汉建立博物馆,以纪念这一场人类历史上重要的抗击病毒的战役,表达“永不再来”的信念,形象地阐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另外,还可以发出倡议,向社会征集类似“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健康”的口号,传递中国理念。我国也应该通过一个重要场合,表达对于各国支持中国抗击疫情的感谢之情。

第六,加速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我们以前主要是抽象地谈论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因为这些国家大多是美国的盟友,如菲律宾、日本、韩国。但是这次疫情表现出了“相隔距离较远的盟友不能解决问题”的现象,而跟中国建立起一个周边命运共同体则是极好的机会。如受美国制裁的伊朗疫情形势严峻,中国借此开展与伊卫生援助合作,可谓“雪中送炭”。同时,与一些跟中国直接相关且密切联系的、城市或地区层面的国际组织(如APEC、东盟等)共同抗疫,也是形成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很好时机。

第七,加速推动健康丝绸之路建设。“健康丝绸之路”这个提法虽还没有从机制上确立,但2021年第三次高峰论坛需将它作为一个重要主题,将公共卫生纳入议题,因为丝绸之路上大量人员流动,在不安全的情况下是很难开展的。在健康丝绸之路上,可以考虑向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提供卫生援助、培训、技术转让等,把我们先进的通信技术、中国特色与医疗结合,建立远程医疗平台。在将来出现类似的紧急状态时,这种远程会诊的医疗救助形式在网上学习、培训、医疗卫生等方面都能派上大用场。

第八,推动构建全球卫生伙伴关系网络。中国在做好国内防控工作的同时,积极开展抗击疫情国际合作,分享在防控措施、诊疗方案等方面的经验做法,探索开展联防联控的措施,加强沟通协调、互通疫情信息、交流防控经验和技术,并且开展治疗方案、药品和疫苗研发等领域的合作,同时向疫情比较严重、需要得到支持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这为中非、中欧、中伊、中日韩卫生伙伴关系乃至全球卫生伙伴关系网的构建,奠定了基础。我国应着手将应急国际抗疫统一战线,变成构建全球卫生伙伴关系网络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长效机制。

第九,充分重视抗疫战争的溢出效应,做到合情、合理、合法、合规。对一些疫情发展以及应急措施可能带来的国际负面舆论要提前做好思想准备。如为了带动中国的就业,出口、经济增长,我们现在做了很多实际救急的补贴措施,但随着疫情慢慢缓解并稳定以后,国外势力一定会指责中国该做法违反WTO规定。所以我国一方面要应对疫情,首先解决疫情,但是也要考虑到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要“病急乱投医”,其产生的副作用和其他遗留问题,将造成未来长远的“麻烦”。如今,疫情正逐步演变为全球政治经济风险,我们也要未雨绸缪,做好预案。

王义桅: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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