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化中心——美国的国际文化战略》是我国第一本以“第三人”视角考察美国公共外交的专著。作者渡边靖以“二战”后美军对日本的占领为切入点，将研究的重点延伸到美国，并以“冷战”“越南战争”“后冷战”等为节点，从日本学者的视角对美国公共外交的政策制定、执行机构和具体措施等进行了系统性梳理，最后再对软实力等概念进行深入剖析。笔者对此从开展公共外交需要把握的三个维度、“默罗时代”的现实意义、公共外交视域下的软实力三方面进行评介。
《美国文化中心——美国的国际文化战略》是我国第一本以“第三人” 视角考察美国公共外交历史、理论和现实的专著。作者渡边靖时任庆应义塾大学SFC环境情报学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文化人类学、文化政策论和美国学。
该书以“冷战”“越南战争”“后冷战”等为节点，从日本学者的视角，对美国公共外交政策制定、执行机构和具体措施进行了系统性梳理。在最后一章，作者对“软实力”这一“原命题”进行辩证思考。阅此书后，笔者结合我国学者最新理论研究成果和见诸于媒体的公共外交活动，粗浅地谈谈自己的看法，仅供参考。
开展公共外交需要把握的三个维度
书中第五章提出“公共外交的课题”，指出当前美国公共外交中的三个课题：一是“如何应对以互联网为特征的信息化社会和网络化组织”；二是“如何整合分散于政府内部的公共外交机能”；三是“（公共外交）活动的评估方法”。这三个课题不仅是当前各国面临的共通性难题，而且也是审视公共外交自身发展的三个维度，即信息化维度、资源维度和效果维度。
一是发挥信息化优势，构建多重社会网络。信息化实质是将社会各层面信息按照经济、政治、文化等标准进行多次整合，以对社会全貌实现网络化、可视化再现。作者回顾了美国在日本的公共外交发展过程，以不同时代背景下信息如何有效影响目标受众为主线，进行系统梳理。例如，在“二战”时期，为分化瓦解日军内部士气，通过组建日语广播电台和投放传单等有效形式展开“攻心战”，试图瓦解日军的士气。作者在书中特别指出“在实施过程中，将避免批判天皇个人和天皇制度作为指导全体美军的方针。因为美国人担心，一旦批判天皇，反而会煽起日本人的敌对情绪，使他们更加团结。与其如此，倒不如赞扬天皇是爱好和平的，批判日本军部蒙蔽了‘天皇高贵的心’而发动了这场战争”。又如在美国对伊拉克开战期间，“仅东京的美国中心，就举办了约130场活动，共吸引5000多人参加。其中，大多数节目主要是针对日本的专家、意见领袖和年轻的后备干部（即议程制定者和监督管理人员）开设的”。通过上述两个事例可见，美国对日公共外交中，将最为先进的技术手段与最为有效的传播方式相结合，并使线上与线下协同一致，有针对性地向受众传播信息，以达到预期效果。对我国而言，要善于学习和利用当前最先进的信息传播手段，向世人展示出我国在科技创新、为民造福上取得的进步。如让北斗导航、量子通讯和5G等关键性技术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善于分析各主要国家的社会结构，不同社会阶层在本国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和相应话语权的拥有程度，并以具象的、数字化方式进行呈现，为开展公共外交提供扎实的数据基础。
二是整合国内优势资源，提升外交整体质量。作者认为，“美国公共外交的第二个课题是如何调整分散于政府内部的公共外交机能。现在在美国， 除了国务院和美国广播理事会，国防部、美国中央情报局、商务部、农业部、议会图书馆、史密森尼协会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等机构也承担着公共外交的一部分工作。”纵观当前各国的外交活动，经常会出现“重视本职工作，而轻视发挥公共外交这一职能”的情况。究其原因，一部分是具体执行人员缺少从国家整体外交层面对当下执行具体任务的全面认识，对如何在具体活动中发挥自身作用的能力不足。由此来看，为进一步提升我国外交外事活动的整体效果，促进公共外交在其中发挥更大作用，我们需要从国家层面整合公共外交资源，以孔子学院、对外各媒体机构和在华举办的各项国际会议等为重点，深入整合分散在各国家机关、科研院所等企事业单位内可用于公共外交的资源，并委托专业智库进行客观评估，完成对现有资源的量化分析与定性评估，进行一定程度的情形模拟。同时，向从事外交外事的工作人员普及公共外交基本知识，特别是在如何加大对开展公共外交系列活动的前期谋划、借助现有资源制定切实可行的活动方案、处理突发事件等方面的综合能力。
三是客观作出综合评估，有效调整今后策略。作者指出了评价方法，包括“将活动量、预算规模、收支决算、信息发送量、参加人数或者点击量、新闻报道、舆论调查和奇闻轶事等作为评价指标”。同时，作者也明确指出，“从公共外交性质的层面而言，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无法通过一方法进行测定的。”作者形象地引用了爱德华·马龙的评论“人们改变想法时，不会像收银机一样发出响声以示通知”，用以说明评估改变公众态度的困难程度之大。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当前的效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非是一个静止不变的结果，应根据外部环境和上级要求，及时调整工作策略。同时，应该“长短有别”，其中“长”是指长期的人员交流合作项目，需要将考察效果的时间放在未来的十年甚至更久，例如教育等人文交流项目；“短”是指在最近几个月，甚至几个周就能看到效果，例如危机公关。此外，用战略视角和长远眼光审视长期项目，要在调研别国社会结构过程中，研究参与社会变革的各社会阶层的人口构成、组织网络和文化层次，以及之后对华政策有何种改变等问题；对于短期公共外交项目，要从公共外交角度思考处理公共危机的应对策略，主动引导各国际媒体，并在容易造成误解的节点多提供背景性的资料，以详实的数据作为支持，解释好疑惑、表达清观点，切实增进彼此距离。同时要秉着“客观公正”的视角，主动地将我们的进展和不足讲出去，密切关注外国公众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力度和不同关注点，利用信息自身的周期性规律，适时引导国际媒体，防止“次生灾害”发生，减轻对国家形象造成的不利影响。我们也应善于借助外力，尤其是目标国内成熟的咨询公司和智库机构，发挥好他们在社会网络资源和数据分析模式上的优势，充分调研我国开展工作外交的成果，听取他们对我国公共外交的建议，客观看待公共外交的效果，为今后的改进提供多种可行性方案。
“默罗时代”的现实意义
书中第二章第十一节名为“默罗时代”，以他任职美国新闻署期间（1961—1963年）的一系列言论和事例的梳理作为主要内容,这也是本书唯一使用单一人名来命名的章节。他就美国当时的具体国情为出发点，结合自身多年新闻实践，提出针对性强、效果显著的措施，有效应对来自各方的压力，时至今日依然具有很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书中指出默罗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公共外交要纳入国家整体战略规划。正如默罗所言，“不仅是紧急降落的时候，起飞的时候也要参与。”默罗这句著名台词的意思是，在政策制定并准备施行的时候再采取措施就太迟了。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 国家外交部门作为制定公共外交政策的主体，要研究好阶段性政治目标，并提前预判可能出现的各种困难，特别是来自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对此，默罗认为，“美国新闻署要说服的对象不仅仅是对方国家的民众，还应包括美国的外交工作人员。”也就是说，美国新闻署应该向总统、当事国的大使以及相关省厅的长官，就外国舆论的真实用意进行分析，对今后发展走向进行预判，充分提升国家决策的科学性，正如作者在书中所指出的“政策形成阶段也要美国新闻署的参与”。
二是公共外交要有长远眼光，要注意争取点滴变化。“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研究态度和意见的形成与变化一直是传播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在漫长的过程中，需要树立多角度思维，不能简单地根据当前情况应激性地作出决定。而要多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待存在问题的演进，多用现实利益的眼光去分析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并利用好各个社会阶层的内部结构，有效处理好与“意见领袖”之间的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最终效果，也是提升我国公共外交效果的关键环节。在书中，默罗还指出，“向态度坚定的人灌输令他怀疑的理念对于我们而言是最重要的工作。”这就需要注意收集和分析目标公众在一些问题上态度的细微变化，顺势调整开展工作的具体策略，及时地、有针对性地推送特定消息或组织特色活动，增强双方在具体问题上的相互理解，为今后消除彼此误解、开展深化合作打下基础。
三是公共外交要善用媒体，做好“借台唱戏”。书中选取了古巴导弹危机时期的一个故事：“1961年，当苏联公开表示要再次进行核试验时，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以国防部为中心的意见是为了对抗苏联，美国应该立即重启核试验。当肯尼迪总统向默罗征求意见时，默罗认为，立刻宣布重启核电站从宣传角度看并不是上策，应该让全世界的人民都认识到苏联的行为是在威胁世界和平并毁坏地球环境，首先应该让国际舆论都站在美国一边，这才是明智的做法。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在默罗的提议下达成了一致。”他善于运用媒体，适时调整国际舆论方向，化被动为主动，而不是展示自己的“牙齿与肌肉”，因此没有招致国际社会对美国的反感与抵制。就单纯媒体使用而言，默罗认为，“重要的不是让信息传播5000英里或者10000英里，那只是技术问题。国际交流的决定性因素，同时也是个人接触的最好方式，是最后的三英尺，也就是面对面的对话。”这是默罗的媒介观和效果观的最佳诠释，即“媒介传播信息的实效与距离，仅仅解决的是物理投送问题，最后的‘三英尺’才决定了信息传播的实际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