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之间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佛教交流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主席多次赞扬中韩之间的人文交流，他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发表的题为《共创中韩合作未来，同襄亚洲振兴繁荣》的演讲中，将“金身坐化九华山的新罗王子金乔觉”作为中韩友好交往的佳话之一特别予以表彰。近代以来，中韩两国人民处境相似，在民族独立和世界反法西斯战斗中生死相依、倾力相援，结下了深厚友谊。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两国秉天时、得地利、应人和，坚持互尊互信，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关系日益密切，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佛教作为“黄金纽带”在中韩交往中发挥了独特作用，佛教交流成为两国人文交流中焕发蓬勃生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韩公共外交是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但当前学术界对中韩佛教交流的研究集中在古代，对当代中韩佛教交流则鲜有涉及。这和中韩佛教交流在东北亚一体化、“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是不相称的。本文试就中韩两国建交以来佛教交流，亦即当代中韩佛教交流，这一主题做些尝试性述评。
深厚的历史基础
当代中韩佛教交流之所以能呈现繁荣局面，与其深厚的历史基础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有关此一问题，前贤已经做了比较充分的研究，这里仅作略述。
据何劲松《韩国佛教史》研究，佛教传播至朝鲜半岛，始于公元4世纪70年代的半岛三国时期，高句丽最先，百济次之，新罗最后。《三国史记》记载，高句丽小兽林王即位之第二年（372年）六月，前秦国主苻坚曾派遣使者及僧人顺道送佛像、经籍到高句丽，小兽林王则以方物回谢。继高句丽之后，东晋的胡僧摩罗难陀于枕流王即位元年（384年）将佛教传播到百济。新罗佛教则晚至5世纪中后期由来自高句丽的僧人阿道传播而来。不过，新罗佛教虽然最晚传入，但发展最为迅速，特别是在统一新罗时期和高丽王朝时期。当时的国王认为佛法能够起到教化社会民心的作用，于是对兴起于民间的僧人赴中国游学求法活动进行大力支持。正如陈景富《中韩佛教交流源远流长》所总结的那样，由于韩僧入华求法请益活动的兴起与发展， 海东佛教由被动接受转为主动传法，开始迈开了迅速发展的步伐。中国六朝时期是韩僧入华求法的兴起阶段，游学求法的中心在南京和浙江的天台山； 隋唐两代是入华求法的鼎盛时期，游学求法的中心主要在长安、洛阳两地， 以及南宗禅最活跃的湖南、江西和广东、安徽、福建、浙江等地。韩国境内先后出现的义学宗派学说乃至禅宗九山法脉都是这一时期由求法僧传回去的，而在中国佛教史上做出重大贡献的韩国求法僧人也大都出现在这一时期。五代时期，韩僧入华求法活动仍然呈现一种持续的态势。宋朝及辽、金时期属于式微乃至停滞阶段；迨至蒙元立国，游学求法活动才又出现了一个小高潮。明朝时期，朝鲜半岛建立了李氏朝鲜政权，佛教在朝鲜半岛受到抑制，中韩佛教交流也受到影响。近代以来，韩国佛教受到日本佛教的冲击， 走出了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同中国佛教保持着不绝如缕的交往。在中韩两国佛教交流中，涌现出了金乔觉、义天、知讷、元晓、圆测、遁伦、均如、慧谌、慧勤、休静等著名僧人和学者，他们既将中国佛教传入朝鲜半岛，也对中国佛教做出了巨大贡献，是古代中韩人文交流的主要力量。古代中韩佛教友好交往为当代中韩佛教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历史基础。
当代中韩佛教交流的主要形式与内容
从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第十七次大会到第一次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
1992年8月24日，中国与韩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在此之前，两国民间交往对推动两国建交起到了积极作用，佛教交流亦是其中之一。1990 年8月，中国佛教协会首次正式邀请了韩国佛教宗团协议会会长徐义玄长老率团访华，这是中国佛教与韩国佛教重新恢复交流的新起点。这里笔者想稍微多说一句：韩国方面徐义玄长老虽然接受了这次邀请，但实际上直到1991 年11月才完成访华，因此1990年8月的这次访问邀请只是双方正式接触的开始，但并没有实现直接访问。不少资料甚至一些严肃的志书都认为当时就实现了访问，是错误的，比如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所编的《北京志·民族·宗教卷·宗教志》（2007年出版）就如此记载：“1990年，中国佛教协会正式邀请韩国佛教界派团访华，是年8月，韩国佛教宗团协议会徐义玄率团来访，赵朴初会长在北京曾三次亲切会见代表团一行，对中韩佛教交流的重新启动具有深远的意义。”
1990年10月，在两国尚未建交的背景下，中国佛教代表团赴汉城参加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第十七次大会，恢复了两国佛教界之间的直接交往。此后， 中韩佛教界的往来日益增多。1991年7月18日，以韩国佛教曹溪宗知元法师为团长的韩中佛教友好促进会访华团一行43人到达广东曲江曹溪南华寺礼祖参观。11月12日至16日，韩国佛教宗团协议会会长徐义玄长老率领该会代表团成功访华，赵朴初会长先后三次会见代表团，且填词一首。1992年4月17 日，韩国天台宗总务院长田云德长老率韩国天台宗韩中佛教文化交流访华团一行18人成功访华。这些活动都对两国正式建交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1992年10月，即中韩两国正式建交后不久，赵朴初会长应邀正式访问韩国，接受东国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称号，并参加东北亚佛教领导人和平会议。韩国总统卢泰愚接见了赵朴初会长，并进行了友好交谈。这次正式访问对中韩佛教交流影响很大，从此，中韩佛教之间的交流蓬勃发展。例如1993 年6月，应天台山国清寺的邀请，韩国佛教天台宗总务院长田云德长老率韩国天台宗代表团一行8人前来访问。1994年4月，韩国佛教天台宗总务院长田云德长老再次率韩国天台宗代表团访华。5月，九华山佛教协会一行9人应韩国太古宗的邀请成功访韩。
1995年召开的第一次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开创了中韩佛教交流的崭新局面。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的设想由赵朴初居士提出。1993年9月28 日，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在日本京都举行的庆祝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四十周年活动上，与韩国佛教界领导人又见面了，并提出了“黄金纽带”的构想，得到了韩日佛教界人士的认同。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中韩日三方对拟在中国北京召开三国佛教会议达成了共识。经过近两年的筹备，1995年5月， 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主办了第一次中国韩国日本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取得圆满成功。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都会见了当时参会的代表，国务院李鹏总理还给会议发来贺电。中国政府对这次会议的高规格对待，体现了对佛教的尊重和对中韩日佛教交流的重视，也为中韩佛教交流铺平了道路。
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国韩国日本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北京宣言》，会议提出的优先考虑的交流合作议题“培养人才”“文化学术交流”“信息交流”“相互参访”“与世界各国佛教徒的交流”等在以后的实践中都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执行，并有所丰富。第一次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通过的《北京宣言》实际上构建了中韩日三国，包括中韩两国佛教交流的框架，奠定了中韩佛教交流的基础。在此之后，中韩两国佛教交流内容愈加丰富，为维护和发展中韩友谊起到了重要作用。
内容丰富的中韩佛教交流
第一次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之后，中韩两国佛教交流进入到一个稳定发展和不断深化的时期，内容不断丰富，形式不断拓展，这里择要进行梳理如下。
在人才培养方面，继承和发扬中韩佛教长期友好合作、相互交流的优良传统，注重人才培养是两国佛教交流的重要内容。人能弘法，非法弘人。赵朴初会长多次强调僧才对佛教发展的重要性，积极推动相关工作。两国佛教界在培养佛教人才方面各有优势，可以通过互派师资和留学生、交换教材、交流经验、建设佛教人才培训基地等形式互相提供方便、互相支援。如1997 年12月5日，作为培养中韩佛教友好交流人才计划的一部分，中国佛学院派两位法师赴韩国圆光大学留学。
在文化学术交流方面，中韩之间的佛教文化学术交流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硕的成果。中韩双方通过举办佛教文化学术会议，合作整理、编写佛教友好交流史籍和专著，互办佛教文化展览，开展具有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性质的佛教文化学术活动，来加强交流与合作。如2015年2月，由上海华侨口译工作者协会、韩国美术馆主办的中韩佛教文化艺术展在上海举行；2015年9 月，由韩国、中国等8国文物相关机构联合主办的“古代佛教艺术展”在韩国首尔国立中央博物馆举行；2019年10月，由敦煌研究院、韩中文化友好协会、韩国美黄寺主办的“中韩缘·佛教艺术展”在甘肃瓜州榆林窟举办。
在学术交流方面，教界与学界均有出色表现。早在中韩尚未建交的1991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韩国汉城举办了“中国社会科学图书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图书馆张新鹰不仅带去了许多宗教研究图书参展，而且应邀为东国大学部分师生作了有关中国佛教研究情况的报告；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文化艺术研究室何劲松前往东国大学进行了为期9个月的研修；1994年和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室柳雪峰两次到韩国作学术考察。同时，中国学者也不断撰写或翻译有关韩国佛教的著作，如1993年柳雪峰翻译了韩国金煐泰所著的《韩国佛教史概说》；1993年黄心川发表了《隋唐时期中国与朝鲜佛教的交流——新罗来华佛教僧侣考》一文，并荣获韩国大韩传统佛教研究院颁发的“国际佛教学术奖”；1995年黄夏年整理了朱谦之翻译的《韩国禅教史》；1997年何劲松撰写出版了《韩国佛教史》（上卷）；1999年又完成出版了《韩国佛教史》（下卷）。此外，中国的许多大学都设立了专门的韩国学研究机构，并将佛教研究作为其中的重要部分。这些学术活动都充分说明了中韩佛教学术交流的蓬勃生机。
中韩合作举办佛教学术会议也是中韩佛教学术交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到了21世纪，共同主办的经常性学术会议已经成为两国佛教学术交流的亮点。如中韩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中韩佛教学术论坛、中韩日国际佛教学术会议、中韩佛教学术研讨会、中韩佛教学术交流会议、中韩佛教学术交流大会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