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各国在国际体系中塑造身份和增强外交政策利益，试图影响他人的观念，并创造一种环境，使其作为一个行为者的目标和功效被视为合法。而在大众传播技术和新媒体时代，用于传播这些叙述的公共外交举措也已经变得数字化。本文研究印度如何利用这种新的媒体环境进行数字外交，并认为数字外交在印度已经是正在实施的实践行动，是构成其总体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数字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印度的软实力，但是也仍存在着挑战。
过去十多年来，外交事务中数字技术的使用日益普及，尤其是在公共外交领域。美国早在2006年就成立了数字外交团队，瑞典也在2007年启动了虚拟大使馆。截至2018年，世界各国外交机构内几乎都设立了类似的部门。世界各国的外交部门与工作人员也纷纷在Twitter、Facebook等社交网站上建立工作账号。印度也是如此。所有这些利用数字技术处理外交事务的做法通常被称为“数字外交”。根据Twiplomacy网站，2019年全球有228个外交部和外交部长在Twitter上活跃，此外还有大约400名国家元首和200多个联合国机构代表团拥有Twitter账号。
莫迪执政之后，印度在利用数字技术处理外交事务方面也着力甚多。2010年以来，印度政府就开始创建新机构、使用新出现的数字社交媒体平台，来影响国内外公众，建构印度的新形象，在提升印度软实力的外交实践中取得了一定效果。2011年，在利比亚内战期间，印度外交部利用数字技术所带来的便利而顺利将18,000多名印度侨民成功撤离就是典型例子。鉴于数字技术在外交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莫迪执政之后，他要求印度外交人员“摆脱旧观念”并“保持数字外交领先的优势”。因此尝试进一步通过移动应用程序、直播视频平台和快速响应的社交媒体来实现与本地和海外受众的接触与互动，或者说数字外交已经成为印度外交部门发展的一个新趋势。
利用数字外交建构新形象，提升印度的软实力
十多年来印度在外交目标和外交手段上进行了三方面的调整，以寻求在数字背景下提升印度的软实力。首先，从对象上，积极寻找新技术条件下的新受众。其次，从工具上，积极寻求数字平台作为外交新手段。这表明印度开始在传统的公共外交之外，利用数字技术来建构新形象，提升自身的软实力。另外，从措施上，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印度努力与海外印度侨民建立紧密的互动联系；二是尝试与外国商业组织建立联系；三是及时更新对外援助内容和发展计划；四是利用重大活动展示印度和“民族品牌”的印度；五是利用新的社交媒体接触年轻的、精通技术的对象。所有这些措施都致力于最大化地利用数字技术来实现印度的外交战略目标，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建立新的数字外交机构，推进各部门的外交数字化。2004年印度新成立了独立的海外印度侨民事务部（Ministry of Overseas Indian Affairs）， 该部门的主要任务不仅仅是为了服务海外印度人的利益，更是为了向海外侨民和外国民众展示印度“充满活力，年轻和互动”以及“现代、精益和高效”的新形象。为进一步实现该目标，印度又于2006年成立了公共外交部门，并在2009年苏瑞（Navdeep Suri）上任后大力实施数字外交。其中最重要的一步是先后在Twitter、Facebook、YouTube和Blogspot上开设了数字印度外交（@IndianDiplomacy）账号，成为印度第一个使用Web2.0工具的政府网站。这些措施对印度启动“印度海外公民证（OCI）”计划、海外印度人“追根溯源”服务、“知道印度”计划等的顺利实施，为建构“印度是海外印度人可以依靠的国家温暖港湾”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以数字技术充实传统外交政策的实施。近年来，加强数字技术在印度对外援助中的作用明显增强。自独立以来，印度主要针对周边国家， 例如不丹、尼泊尔和缅甸，进行了有限的传统援助。然而，自2000年以来， 印度通过技术和经济合作计划（ITEC）的对外援助迅速扩大，其援助对象和主要领域都经过优先选择，并在援助手段上呈现出“柔性”特征，大力提升了印度新兴捐助者的国家形象。在非洲，“泛非数字网络计划”构成了非洲国家之间、非盟内部以及非洲和印度之间基于互联网合作的基础；在阿富汗，通过数字网络在内的援助，印度成为最主要的援助受益者；在西方国家，商业和社会精英成为印度塑造国家形象公关的新对象；在各国建立类似美国—印度政治行动委员会（USINPAC）机构，并使其成为促进印度在国外形象建构和游说外国政治人物的重要平台和工具。因此，无论是追求伊朗的资源利益、阿富汗的战略利益，还是在非洲扩大影响力，印度援助政策都可以被视为其强大的雄心壮志的代表，不仅能促进印度外交政策目标的实现，还能增强印度软实力。
第三，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兴的信息传播方式进一步促进了印度外交的数字化。在进行“品牌国家”推广以更精准地塑造西方公众舆论的过程中，数字外交在这一印度的战略形象叙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或者说，是信息通信技术的迅速扩散，导致了印度外交的数字化。这一过程影响着印度的外交机构、外交实践者和外交对象，也意味着外交机构旨在最大限度地利用新技术与国内受众一起吸引海外受众，以便在外交过程中使海外受众成为印度的利益相关者。
印度数字外交的进展
印度外交部门认为，数字空间是与印度境内外年轻受众进行交流的重要媒介。网络空间与国内外受众互动的状况，可以视为代表了一个Web2.0的“新印度”现实。这种数字化的互动环境，有利于在全球范围内迅捷传播印度是一个“充满美好的国家”的形象，提升印度的软实力。
数字外交是印度努力提升软实力的关键节点。正如苏瑞指出的那样， 印度外交部网站（indiandiplomacy.in）充当了一个资料空间，“提供了印度软实力范围”。目前，数字外交已经渗透到印度外交政策的各个方面：驻外使馆以及几乎所有外交专业人员都有Facebook、Twitter账号；外交部是印度第一个为智能手机用户开发移动应用程序的政府部门；印度外交部门在Youtube上传了大量纪录片以展示印度的文化和历史魅力，同时也突出显示与阿富汗、缅甸等建立伙伴关系的历史和文化基础；以印度的软实力潜力和发展伙伴关系作为主题，与非洲、东南亚等国创建了一个“富有成效、不同于传统的、转向战略沟通”的战略叙述。例如，在印度海军高帆训练舰（INS Sudarshini）访问东南亚的过程中，其通过活跃的在线博客平台向全球受众传达印度“东向”政策的相关信息。
信息爆炸的新媒体环境和非国家行为者的崛起及其公共外交战略，对各国如何利用数字外交来传达他们的决策和目标提出了挑战。例如，美国国务院的“21世纪国策”倡议旨在通过创新和适应的治国工具来补充“传统外交政策工具”，是“充分利用我们相互联系的世界的技术”。通信技术的发展和崛起的非国家行为者的重要性，已经将外交从一种“秘密俱乐部”模式转变为与同龄人和政府官员接触的“网络模式”。因此，若要应对社交媒体的崛起所带来的数据过剩、声音多元化以及信息与受众直达性的问题，提出令人信服的叙述至关重要，“推特外交”就是一个明显例子。豪尔赫海涅（Heine）和约瑟夫·科特柯（Turcotte）讨论了Twitter适用于外交政策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大多数外交部门首选的基本阶段是大使馆推送官员信息和演讲内容、新闻稿等；第二个阶段是更加个性化的阶段，外交官通过发送他们感兴趣的新闻文章作为“媒体指南”；第三个阶段是外交官参与辩论的高级阶段，外交官不回避在敏感问题上发表意见。到目前为止，印度外交官主要在基本阶段和第二阶段通过Twitter与观众进行交流和互动。互联网已被印度外交部门作为最重要的媒体平台，在提供源源不断的信息的同时， 也为印度利益辩护。同时，印度外交部门在数字平台上的互动联机交流也已经成为外交官与观众进行互动的最优选择。
此外，反对不利于国家利益的叙事也是数字外交的重要功能。互联网为恐怖主义组织及其同情者提供了一个平台，因此在互联网上创造反叙事已是反对恐怖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处理恐怖组织和同情者“战略性虚假信息”的传播上。2011年联合国在利雅得举办关于“利用互联网打击极端主义暴力的呼吁”的会议，该会议密切关注在网上传播有效反对极端主义叙事的反叙述问题，强调揭露恐怖主义非法性的重要性。印度在网上反对恐怖主义方面的做法是利用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学术界、媒体和恐怖主义受害者的合作来进行宣传，并力求只要在Facebook、Youtube或类似网站上出现极端主义信息，就在第一时间内、在统一的媒体平台空间内进行反宣传。
简而言之，印度的数字外交战略重点是将信息数字化，通过社交媒体实现外交服务与受众之间的更多互动，并为外交活动和演习创建在线平台。印度通过这些在线平台进行沟通，绝大多数是为了展现印度的软实力，即依靠其丰富的文明历史和与其他国家的“共同历史”文化作为影响受众的关键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