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时度势与战略碰撞:安倍对华战略的外因与内因

从安倍的“两面性”对华战略中不难看出,日本既为实现“正常国家” 和“全面大国”的战略目标一路高歌猛进,也竭力维持其在以日美同盟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中的有利地位,更在与中国既“协调”又竞争的互动中,力争在大国博弈加剧和新旧秩序转变中抢得先手、占得先机。国际格局的变化以及作为国际体系和日美同盟主导者的美国的战略转向,是安倍审时度势调整对华战略的系统外因,而日本的战略追求及其过程中与中国的战略碰撞则是安倍对华战略形成与变化的互动内因。

国际社会方面。安倍一方面认为各国在制衡中国问题上对日本的需要有所加强,以“价值观外交”强化与澳、印、东南亚等国的协作关系,甚至试图强化与俄罗斯的战略关系;一方面也认识到各国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利好判断和避免陷入与中国对立的战略考量,审慎地推进“远交近衡”的对华外交战略。

美国因素方面。从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到特朗普的“印太战略”,安倍一直都在主动强化日美同盟,追随美国做遏制中国的亚太急先锋。虽然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和单边主义,促使安倍出于共同维护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的需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向中国“接近”,但同时也加速了其以CPTPP、日本版“印太战略”等为抓手与我国争夺地区秩序重构的主导权。中美贸易摩擦中,日本针对华为采取的或明或暗的抵制措施和日本企业调整全球产业链布局而出现的“脱中国化”趋势表明,同盟体系内部的协调机制或使日美在经济领域达成基于共同利益的战略共识和战术协调。

战略碰撞方面。自2012年起,与中国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进入新时代几乎同步,日本也开启了安倍的“超长期执政”模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正常国家、全面大国”的“日本梦”之间的国家战略碰撞, 正在成为由历史纠葛、领土纠纷、国民感情脆弱、相互认知错位、地区秩序主导权争夺等多组矛盾构成的中日结构性矛盾中的重要内容。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日综合国力以及中日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的此升彼降趋势已不可逆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吴怀中研究员在分析中日关系时指出,日本的外交战略中,中国的重要性正在不断提高,而在中国的外交战略中,日本似乎感觉到正在被“周边化”。尚未甘心的日本虽然不太情愿,但也不得不在国际社会和中日关系中努力“刷”出自身的“存在感”。

日本自身方面。成为“正常国家”一直都是二战后历任日本执政者的政治“夙愿”。2013年2月,二次上台后不久的安倍就在访美时向世界发出了“不做二流国家”的政治宣言。已经成为日本宪政史上任期最长的安倍政权,破除了日本近年来的“短命政权”现象,使得安倍追求的“日本梦”前所未有地具备了现实可能性。对于安倍而言,日益崛起的中国是其追梦进程中的最大变量与潜在威胁。早在二次上台之前,安倍就在自己的论文中炮制了日本版“印太战略”雏形的“安全之钻构想”,并于二次上台次日公开发表,遏制中国之心一览无遗。如吴怀中所言,重要的是,遏制中国的战略取向并不仅仅因为安倍个人的强硬保守色彩,更因为其作为“公约数代表”聚合了日本朝野官民的共识乃至美国的期望,安倍二次上台后三选连任的超长期执政便是佐证。虽然对所谓中国挑战现有国际秩序、挤压日本生存和发展空间满怀戒备并竭力遏制,但安倍仍希望继续利用中国发展的红利推动日本经济复苏,同时为在中国崛起后的未来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有所准备。“身段柔软、战术务实”的安倍仍将在战略竞争的主基调下对我国采取“适时妥协、局部合作”的灵活平衡术。

超越历史与引领未来:中国的应对

针对安倍对华战略的“两面性”,习近平主席着眼大局、立足长远,既坚持原则又强调友好,既坚决斗争又协调合作,以两手对两面,引领推动一度跌至谷底的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并迈向新时代。2019年6月,习主席在G20大阪峰会期间同安倍举行会晤,就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达成共识。两国关系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迈向新时代,如何定位未来的中日关系?需要我们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动态认识中国和日本在世界格局演变中的地位和作用。既要在战略上高度重视,也要在战术上刚柔并济。既要对“不甘落败”的当下日本有足够的战略定力,也要对“审时度势”的未来日本有足够的战略自信。以“超越历史”的姿态,引领中日关系走向繁荣共生的未来。

战略层面,日本既是周边,也是大国。既要将日本放在我国周边外交棋局中的关键位置,也要为日本在我国大国外交运筹中留有余地,不使日本因为自觉“失宠”而疏远甚至剑走偏锋。尤其是在经贸互利合作、国际秩序重建等方面,充分认识到日本仍将在较长时间内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发挥重要影响的地区大国作用,使中日经济互鉴互补不仅成为中日关系发展的基石,更要使其成为亚洲及世界繁荣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战术层面,我们要引导“正能量”,抑制“负能量”。在历史认识和领土争端等问题上确保分寸不乱的底线,在经贸合作和秩序共建等课题上力求互利共赢的目标。我们还需要充实“两分法”理念,认清传统友华人士淡出历史舞台、日本民众对华好感久滞不升等日本社会整体右倾化的现实。讲友好,更促利好,谈未来,更促往来。让更多的日本企业从对华经贸合作中获利,为更多日本青年提供了解中国、走近中国的机会。

从近中期来看。虽然在综合国力上正在与中国逐渐拉开差距,但日本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社会治理等方面既有客观优势、也有主观自负。追求“正常国家”和“全面大国”的日本仍将在守成大国阵营中竭力维护现有国际秩序,并在美国逐渐走向衰落与中国尚未完全崛起的国际格局转变过渡的短暂空白处,全力扩大自己的战略腾挪空间。冲突对抗与协调合作的矛盾并行将成为中日关系较长一段时间内的经常性状态。我们要有足够的战略定力应对这种经常性状态下时有发生的各种“不正常”状况。

从中长期来看。我们可以借鉴基辛格博士在《世界秩序》中对日本未来的描述,冷静分析并动态观察日本未来的战略取向。看其在重新确立自己在国际秩序中地位作用的过程中,抑或继续依赖美国、抑或适应中国崛起、抑或更加寻求自主。在可预见的未来,日本或仍将在日美同盟框架下“暗度陈仓”地壮大力量,不断追求成为更为自主的“正常大国”,以期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建立既不依赖美国也不倒向中国的更为“正常”的日美及日中关系。我们要有足够的战略自信,既不过虑整军经武的日本被军国主义再次“鬼上身”,更要集中精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引领日本与我国共建“诚心合作共赢、真心世代友好”的中日关系。

要引领未来,就必须要超越历史。我们要不被狭隘的民族主义所裹挟, 更为自信理性地对待历史问题带来的情感纠葛,多显大国气度和强国风度; 我们要努力扫清历史问题遗留下的现实障碍,坚持原则底线的同时,在实力对峙中保持克制,既要有斗争精神也要有破局智慧。我们要超越历史周期的美好幻想,抛却中日回归“中强日弱”的感性期待,客观认识日本谋求的“日本梦”,理性对待“中强日不弱、中大日不小”的两国关系。

95年前,孙中山先生曾在神户演讲“大亚洲主义”时向日本发问,是做“霸道的鹰犬”或做“王道的干城”?如今,虽然单边主义、贸易保护、强权政治的“霸道”仍在横行,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王道” 已渐入人心。在中山先生所处的时代,不论是“霸道”或“王道”,当时的中国都无力左右,而在中华民族迎来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中国不再屈从“霸道”,还高高扛起了“王道”的大旗。中山先生曾无奈地将做“鹰犬”或做“干城”的选择交给了日本,而今天,我们可以自信地告慰先生,中国将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以大气自信和理性包容,引领日本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使其成为中华民族身边“强盛而精致”的善邻。

贾秋雅:中国外文局人民中国杂志社社长助理。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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