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地区作为当今国际安全问题比较集中的区域，集聚了不同身份地位的大国，既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美、俄、中三国，也包括位居全球前三位经济体的美、中、日三国，更包括世界军事大国前三名的美、俄、中三国。在一个无世界政府的国际体系中，随着“不满意”国家和“满意”国家趋入一个更加激烈竞争的时代，打造东北亚安全共同体不仅事关诸大国关系的灵活性和可塑性，更事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所需的周边安全环境。
打造东北亚安全共同体的重大意义
不论是因应现代主权国家建立的国际关系固有性质，还是囿于二战之后两极世界的遗产犹存，打造东北亚安全共同体是中、美、俄、日等诸大国利益所需，也是地区发展稳定和世界和平繁荣所求。特别是随着安全边际递减效应，安全问题引发的全球性威胁和地区性挑战已经嬗变为一个复合概念， 不但包括结构性安全问题，也涵盖进程性安全问题，更延伸至功能性安全问题和普遍性安全问题。因此，打造东北亚安全共同体，既有助于消解安全问题的泛化，也有助于缓解相关各国的安全压力，更有助于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构建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
一是对国际体系结构性安全问题的调整。不管是就个体而论，还是对由个体构成的国家来说，渴望安全、追求安全直至实现安全始终是人类活动的永恒主题和根本需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尤其是当人类怀着强烈的安全愿望，意欲创建一个逃离“孤独、贫乏、卑龊、兽残而短命”的自然状态， 走向保障公共安全之时，国家及国家安全便应运而生。然而，实现安全并不像渴望安全或者追求安全那样简单易行，因为在一个“无世界政府的结构现实主义国际体系中”，安全秩序的基础只能是相对安全，也就是相对不安全。这就意味着，在既定的国际体系下对结构性安全问题的调整只能是消除或者控制各个国家，特别是控制大国对“绝对安全”的获得。
二是对国际制度进程性安全问题的协调。在一个包含安全与发展的国际体系中，孤立的问题、孤立的国家已经不复存在，每一个先前问题都会引起下一个后续问题，每一个国家都不得不与其他国家发生交往关系。当各国在国际政治经济的相互联系上变得更加复合，高度依赖，日趋紧密互动，国际制度就成为存在于国际体系中各主权国家对彼此之间密切关系确定性和预期性的共同诉求，而建立其上的用来约束国家之间安全关系的原则、标准、规则和程序的体系便是国家之间或者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甚或国际组织与国际组织之间对安全期望所形成的自我约束及合作的法制化安排或进程性目标。
三是对全球治理功能性安全问题的回应。全球治理是指“通过控制、追求目标以产生影响各层次人类活动的规则体系”。面临当前频频复发的全球性风险和挑战，包括核无政府状态、全球恐怖主义和全球气候变化等有关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任何一国都无法自成孤岛，独自应对。故此，世界各国唯有根据当下的最大实际和客观现实，积极扩大主权国家结构框架范围之内的国际合作，有效调整传统的非可持续发展方式以应对全球性的风险和挑战。即通过大国和小国之间富有积极成效的功能性合作来及时回应全球化进程带给世界各国的严峻挑战和重大危机。
四是对世界秩序普遍性安全问题的解决。当今时代，世界混乱无序，却又在锲而不舍的追求“古老的人类共同体梦想”。而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中国世界秩序观的远大构想和伟大实践，科学回答了中国作为国际社会重要一员期待建设什么样的世界。与此同时，在这个以科学技术为主导观念的时代，“地球村”的形象已从概念走进现实，从想象变为真实。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种种不受任何秩序约束和规范的势力及力量也构成了诸如国家解体和极端组织崛起等种种威胁。所以，寻求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共同理念的世界秩序，是因为构成世界秩序的根本基础保障就在于一个普遍性安全问题的解决。
打造东北亚安全共同体的现实困境
二战结束以来，特别是冷战终结至今，随着国际格局的深刻演变和全球化趋势的急速推进，虽然东北亚已经不是两大阵营激烈对峙的前沿阵地， 但依旧是大国战略竞争导致安全问题丛生的集中区域，尤以朝鲜半岛最为突出。相较于逐渐缓和的国际安全大环境，该地区复杂多变的安全压力不仅有增无减，而且深入影响到地区经济一体化。
其一，在政治制度安全上，存在着以中朝为社会主义制度一方和以美日韩为资本主义制度一方的制度性挑战。近代以降，伴随着西方的兴起和入侵，传统意义上由中国主导的东北亚秩序（包括广义上的东亚秩序）迅速衰落，深深陷入列强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落后境地。尽管经过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发展，东北亚各国都走上了各自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但作为历史遗产的冷战格局还是塑造了两大阵营国家成员国对其自身政治制度的选择，尤其对中朝来说，由美国推动的20世纪后期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势必对中朝等社会主义制度国家产生重大影响，甚或安全上的潜在考验。
其二，在主权领土安全上，存在着中日韩俄等国争端不休的领土领海权利主张。作为当代国际体系的根本性框架，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和领土完整是规范世界各国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对东北亚来说，更为尤甚。在此核心观念的指导下，众多摆脱殖民统治的东北亚各国都把国家政策的目标局限于绝对国家利益的维护和实现，而不是彼此间和地区共同利益的拓展和增进。所以，面对愈加强烈且敏感的民族主义意识，不论是中日之间围绕钓鱼岛的海洋领土争端，还是日俄之间北方四岛之争，抑或韩日之间的独岛问题都会引发极端的民族主义意识，进而造成东北亚地区共同利益的重大威胁和挑战。
其三，在军事实力安全上，存在着中朝俄和美日韩为同盟或准同盟的联盟对抗关系。虽然苏联解体带来了后冷战时期东北亚安全环境的重大变化， 但根据《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确定的中朝军事互助权利义务关系还是基本上保证了中朝双方在东北亚安全合作中的高度协调一致。可是，2009年以来，随着美国通过“重返亚太”战略来强化其与日韩军事同盟的传统安保关系，该地区结构性安全压力骤然增大，这既有朝核危机的主要参与方朝鲜连续核试验诱发的风险，也有俄罗斯作为地缘大国的必然反应，尤其是其在北方四岛的军事存在和武器部署。
其四，在区域经济合作安全上，存在着日本领衔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中国创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经济主导权竞争。经过4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整个东北亚的经济实力迅猛提升，并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作为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以促进亚洲区域的建设互联互通化和经济一体化为宗旨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不仅有益于推进亚洲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也有益于中国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新平台新机遇。日本在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后将其重新修订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其目的就是为了争夺区域经济合作战略优势，进而主导21世纪全球经贸规则制定，以便与中国引领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倡议展开经济主导权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