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外交是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全球化日益加深、中国社会面临巨大转型的情形下，媒体外交及其所产生的政治效应对日益卷入国际社会的中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媒体外交：理论与实践》（陆佳怡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2016年7月）一书界定了媒体外交的概念，并从传播学视角立体呈现了媒体外交的层次与传播要素构成，尝试建立媒体外交的研究框架即媒体外交的三个层次，阐明了媒体外交的四大效应，透过一个个真实、鲜活的媒体外交案例，对媒体外交研究框架进行解读，对于突破当前的公共外交和国际传播研究所面临的创新瓶颈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当今，“西强我弱”的国际传播格局依旧存在，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的愿望也愈加迫切，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许多重要讲话中也多次强调了提升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中共十八大报告在对外政策部分中提出“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才交流”。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在当今这样一个全球化世界，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摆在中国所有公共外交研究者面前的一个现实的问题，《媒体外交：理论与实践》一书主要分为“理论篇”和“实践篇”两部分，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回答“媒体外交是什么”这个基本问题的同时，为媒体外交实践提供了理论性指导。
媒体外交视野下的公共外交
《媒体外交：理论与实践》为了阐明媒体外交是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献研究入手，在“理论篇”率先阐明了外交（diplomacy）、秘密外交（secret diplomacy）和公开外交（open diplomacy）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并梳理了从秘密外交到公开外交，继而发展至公共外交的历史脉络，介绍了公共外交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2001年“9•11”事件后提出的“新公共外交范式”的本质。
公开外交是相对于秘密外交而言的，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政府开展外交实践时是否让公众了解相关政策或活动的内幕，是否让公众意见卷入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在“一战”结束前期，时任美国总统的威尔逊在国会发表演说，提出了“十四点”计划，威尔逊在“十四点”计划中倡导的“公开方式”和“公众观察”，开启了外交公共化的过程，是秘密外交向公开外交过渡的转折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构成了公共外交产生的国际政治背景。
《媒体外交：理论与实践》通过辨析国内外较具代表性的新公共外交定义，并结合相关的社会学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新公共外交范式的三个特点：行为主体多元化对传统行为主体——国家政府构成了挑战，国家政府仍将主导新公共外交多元主体间的互动与合作；建构主义思潮是新公共外交概念提出的理论背景，经由媒体传播而实现的国家品牌建构至关重要；公众意见更为重要，新公共外交需要倾听公众的声音，呈现公众的共同利益与价值观。本书认为，新公共外交是公共外交业界和学界在面对“9•11”事件后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时，对传统公共外交实践的反思，是在新的语境下对公共外交最初定义的再发现。这其中，建构主义思潮构成了新的语境，将更多关注点指向了媒体传播，进一步论证了作为公共外交组成部分的媒体外交的重要性。
媒体外交的可操作性定义
近年来，学者们开始讨论媒体外交，但对于“媒体外交”的概念却没有统一的界定。《媒体外交：理论与实践》首先辨析了“媒体”“媒介”和“传媒”三个概念，并介绍了国内外学者对媒体外交概念的解读，指出了媒体外交概念的两个维度：作为媒介渠道的媒体介入并影响外交进程，以及媒体逐渐成为外交进程的参与主体和影响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考恩和阿瑟诺在《从独白到对话，再到合作：公共外交的三个层次》一文中将公共外交划分为三个层次，即独白、对话和合作。从独白到对话、再到合作，这三者从本质上来讲是层层递进的关系。
本书给“媒体外交”下了一个操作性定义，即媒体外交是指国家政府及其代表、媒体机构及其他行为主体通过国内外媒体，包括新兴媒体平台，以发布官方权威信息、就争议性问题进行对话和讨论、组织联合采访报道和国际性活动等形式，影响国际公众，进而影响外交决策。作为公共外交重要组成部分的媒体外交，直接参与国际舆论空间的塑造、修正乃至争夺过程，主要发挥信任、塑造、测试和申告作用。
